古代武侠小说的特征

A. 金庸武侠小说的艺术特征是什么

不能笼统地下定义。就大部分而言，是一儒学思想的中庸宽容之道,中国传统国学道家思想,纯中国的佛家精神及属于金庸自己的"侠义精神",用紧凑生动的故事情节,集中暗讽当代社会中的丑恶人性和丑恶社会现象,并极力号召人们以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为榜样约束自己言行，达到改良社会风气的目的。其中又以《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和《连城诀》表现得最为突出。
《鹿鼎记》是一部较特殊的作品。金先生原本的目的是要塑造一个社会低层的流氓型人物在机遇巧合下误入社会高层后发生的悲剧的人物形象。但笔不随意走，到后来发现竟然难以将这个人装以悲剧的结果，所以有了现在我们眼下的韦小宝。但其中也不乏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由于不想复述情节，所以由你自己将情节与现实相套吧，呵呵）。

B. 著名小说家古龙都写过哪些作品他写的作品有何特点

古龙从1958年左右开始写武侠小说，在25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约90多部小说。他的早期作品主要有：《苍穹神剑》、《孤星传》、《飘香剑雨》、《历劫江湖》、《金剑残骨令》、《河洛一剑》、《游侠录》、《失魂引》、《月异星邪》、《剑毒梅香》等等。

中期主要有：《武林外史》、《浣花洗剑录》、《情人箭》、《大旗英雄传》、《绝代双骄》、《江湖人》等等。

但真正能够代表古龙水平的还是他后期的作品，有《多情剑客无情剑》、《萧十一郎》、《楚留香》（包括《血海飘香》《大沙漠》《画眉鸟》《蝙蝠传奇》《桃花传奇》）、《流星蝴蝶剑》、《欢乐英雄》、《大人物》、《边城浪子》、《七种武器》（包括《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拳头》《离别钩》《霸王枪》）、《剑花烟雨江南》、《七杀手》、《九月鹰飞》、《陆小凤》（包括《大金鹏王》《凤凰东南飞》《决战前后》《幽灵山庄》《银钩赌坊》《隐形的人》）《天涯明月刀》、《三少爷的剑》、《白玉老虎》、《英雄无泪》等等。

我将从3方面说说古龙武侠小说的创作特点。

古龙还吸收了西方推理、侦探小说的某些因素，使小说在结构上又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的紧迫感。他往往叙述一件阴谋被某位大侠(或几位)最后揭露并制止的故事，他精于构思，苦心经营于情节的安排，力求引人入胜。故事的发展常常不知不觉地把读者带入扑朔迷离之中，但几经周转，奇峰突入，结果是那样出人意料，使人震惊，但细细琢磨又合情合理。

至此，古龙武侠小说的特点可作如下概括：人物个性鲜明，具有组合性特征；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具有侦探、推理性；语言简洁明快，节奏感强，具有哲理性；武功描写注重快、准、狠，摆脱了一招一式的束缚，具有现代性，而且所论武学通于佛学禅理，以禅学至理参悟武学，使“武”这一武侠小说中的彩色外衣具有了通俗的哲理性。

C. 中华武侠小说特点及其文化分析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长期以来受到了诸多的非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对之极其不满。瞿秋白说：“武侠小说化解了人们的斗志。人们期待着英雄，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剑仙，尔等安心做奴才’”。茅盾更是断言：武侠小说是“纯粹的封建思想文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武侠小说被彻底禁绝达三十年之久。时至今日，大陆无数专家，学者仍然以谈武侠小说为羞。

有人曾给武侠小说下了一个定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可以无武，但不可无侠。

侠的起源，最早见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西汉太史公首创《游侠列传》。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信言，义者取焉”。司马迁认为，侠的特征是正直，重情，讲义，不畏强暴，锄强扶弱，不图报答。《史记》中有关游侠、刺客的史传散文，叙述了一大批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侠客，也成为武侠史传最早的完整篇章。

汉魏六朝的神怪笔记小说，为后世神魔，剑仙武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延续至唐代，因“传奇体”短篇小说的兴起，武侠性质的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武侠开始注重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传神，文采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渲染。许多小说今天读来，仍拍案称奇，神思万里。如《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的悲欢离合，《聂隐娘》中的神奇变幻等等，小说人物生动，结构严谨。唐代武侠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成型期。话本小说的大量兴起，为白话武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水浒传》是一部武侠性质非常浓厚的小说。

明末到晚清，公案小说大批涌现，如《施公案》、《七侠五义》等。但小说中的侠已经成为辅佐清官、明君，为民除害的“带刀侍卫”，缺少侠的个性和飘逸。从武侠小说创作的技法来说，已经日趋完善。

民国以后，是旧武侠创作的高峰期。作者身份各异，小说水平良莠不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向恺然等人。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开武侠千古未有之奇，作者神思骋怀于宇宙之中。他以剑仙、神魔描绘出一个班驳陆离的神怪世界。王度庐的《铁骑银瓶》系列，哀艳婉约，玉娇龙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后世作家写情开辟新路。

武侠小说发展到民国，已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消极面。它描绘出的侠义、剑仙世界远远背离现实，以纯粹的消遣吸引读者。更严重的是，许多涉世未深的少年沉溺于中，不能自拔，社会消极面很多；当时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当务之急是放下不切实际的空想，救国图存。在这种背景下，武侠小说理所当然受到一些专家，进步人士的抨击，这种观点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可是，武侠小说作为中华艺苑的一支，是无可禁绝的。它扎根于民间，它在传播中华文化，维系海内外同胞的血肉关系，功不可没，它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景仰重情重义，救人水火的侠义行为的心理，它体现出社会弱势群体对公理、正义的向往和追求。

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多为中国古代，尤以宋、元之乱世为多，盖因乱世之中，人更加需要以武力证明自身价值。武侠小说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乃是以武学为中心，兼以中国古代医学、佛学、道家、易术及各种神秘学等。因此，武侠小说中人物的价值观，乃至于整部作品的精神基调，是建立在武学的基本思想上的。“武”，义为“止戈”，是以武力平息干戈。也就是说，习武的目的是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义与邪恶在武侠小说中十分明确。

我很博学吧～

D. 明清白话小说的特点

自宋以后，文言武侠逐渐衰落下来。

白话公案、侠义小说则成了中下层劳动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式样。

侠义小说

指以侠客，义士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始见于唐代传奇中的部分作品，以及宋、元时期“朴刀”、“棍棒”之类的话本。至清中期，逐趋成熟，出现了《三侠五义》、《施公案》，清后期出现大量此类题材，如《永庆升平》、《续侠义传》、《小五义》、《续七侠五义》、《彭公案》等作品，多以描写主人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国为民的故事。

自水浒传以来，通俗小说中形成了一个描写民间英雄传奇故事的系统。但随着封建道德意识在社会中不断深化，这一类故事的反抗色彩越来越淡薄，英雄人物越来越受正统道德观念乃至官方力量的支配。

到了嘉庆年间，出现了《施公案》（旧说为道光年间作品）、《三侠五义》（嘉庆时期已风行），把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结合为一体。清后期侠义小说仍然沿承这一方向，以维护官方立场的态度写英雄传奇，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续侠义传》、《小五义》、《续小五义》、《续七侠五义》、《永庆升平》、《雍正剑侠图》等。

公案小说

它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由宋话本公案类演义而成，盛行于明清。最著名的具有代表性的公案小说是清代《三侠五义》。

先秦两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导，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宋代耐得翁撰“都城纪胜”里，其“说话”的小说家就有“说公案”，专讲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态之事，显然是以江湖亡命游侠招安受职为内容，亦即侠义武勇之属。吴自牧梦梁录将公案与传奇合称为“公案传奇”，传奇原是唐人小说的代称，是以，公案传奇也指的是公案小说而言。

抑豪猾、除暴乱的侠义武勇之属的小说，固然是公案小说，而官司的平反刑狱，亦是公案小说的题材。宋人所存留的公案小说，以平反刑狱之类居多，如单篇的错斩崔宁、简帖和尚、沈小官一鸟审七命等是，此等尚保留了“说公案”的型式，即每一则故事都有入话、正文、结局。

在元代时期杂剧编作了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也待制智勘后庭花等剧本，搬上舞台演唱，到了明代经人整理成书的《龙图公案》是元代杂曲包公故事的短文集，清代经过石玉昆的《三侠五义》渲染，包龙图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清王朝后期步入封建衰世，统治阶级迫切需要惩人心，窒乱阶，整肃纪纲，因而大力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加强文化专制，嘉、道年间成为清代禁毁小说戏曲书刊的高潮时期之一。

另一方面都市文化繁荣，南北方评话评书、弹词鼓词流行，地方戏勃起，曲艺、戏剧、小说三者互相融合，风靡于市井坊间。这既促使小说接近民众，同时也滋长着徇世媚俗的倾向。因此，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

侠义公案小说合流

中国之侠义、公案小说，原分两途。至清代后期，二者合流，出现了大批公案侠义小说。

《施公案》问世，是中国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标志。侠义小说与公案小说的完美合流则是在《三侠五义》。

此后引导了这一时期小说的创作。究其原委，大抵由于政治腐败，生灵涂炭，因此，对于惩暴护民、伸张正义的清官与铲霸诛恶、扶危济困的侠客的憧憬和向往，成为民众的重要心态。

侠义公案小说则将这种心态纳入封建纲常名教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清官统率侠客，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民众的心愿，又颇适应鼓吹休明、弘扬圣德的需要。此类小说虽承《水浒传》之勇侠，精神则已蜕变，其人文蕴涵大体在于回归世俗，表现了鲜明的取容于封建法权、封建伦理的倾向。

主要体现在：

第一，从以武犯禁到皈依皇权。古代“侠”的特质，韩非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是“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是在法外维持正义，具有对封建法权挑战的品格，《水浒传》所谓“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六回）；而侠义公案小说则将侠客与清官统而为一，将其纳入封建法权的运行机制之中。

第二，江湖义气被恋主情结所取代。侠客精神中重然诺、轻生死、为朋友两肋插刀等的江湖义气趋于淡化，而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则趋于强化，发展成为失落自我的恋主情结。《施公案》中的恶虎庄黄天霸为救施仕伦而杀兄逼嫂就是明显的例子。

第三，从绝情泯欲到儿女英雄。古侠客大都摈弃女色，《水浒传》中第一流的豪杰清一色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侠义小说则推出“儿女英雄”模式，《绿牡丹》写江湖侠女花碧莲对将门之子骆宏勋的痴情苦恋，开英雄美人风气；《儿女英雄传》为侠女十三妹在雍熙和睦的家庭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地。“英雄至性”与“儿女真情”合而为一，遂开其后武侠而兼言情小说的风气。

本时期侠义公案小说中较为出色的作品，当推《三侠五义》。《三侠五义》绘声状物，保留了宋元以来说书艺术的生动活泼、直截明快、生动、口语化的特点，刻画人物、描写环境,能与情节的发展密切结合。特别是对侠客义士的描绘，各具特色，多有性格，富于世俗生活气息。

鲁迅说此书“而独于写草野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中国小说史略》）在小说史上别开生面成为侠义派小说的最高峰。

后世影响

明代的《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被誉为武侠小说的萌芽，这部书里最具有武侠特征的人物是武松和鲁智深身上都有先秦侠风，而鼓上蚤时迁又是第一个能穿房越脊的人物，对后世武侠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

然到了清代中期出现的《三侠五义》，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真正意义的长篇武侠小说，对中国后世武侠小说乃至文学艺术影响深远，称得上是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由此掀起了各类武侠题材文学作品的高潮。

《三侠五义》有关武功技击（如点穴、暗器、剑诀、刀法、轻功提纵术等）、江湖勾当（如闷香、百宝囊、千里火、夜行衣靠、用毒、皮脸面具等）以及机关埋伏（如陷空岛、冲霄楼）种种名目之演述，均对以后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有决定性之影响。

这两部作品它们奠定了武侠小说的基本形式和模式，一直到港台的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古龙的《楚留香传奇》、温瑞安的《四大名捕》等等武侠小说都在它的影响之下，直到今天的武侠小说也没走出这个模式，但得到真正发展并呈现出一种繁荣现象，却是民国期间的事。

E. 概括金庸古龙梁羽生的小说特点

意境——

金庸：主要是阐述一些学术范围内比较大的概念如“XX主义”等；通过主角的视角看待一些现实问
题，其中贯彻比较强烈的是“民族主义”、因此被提及较多、意为善的事件都很“爱国”，但是到了天龙八部和鹿鼎记这开始有了“和平主义”和“现实主义”二者在其间；主要是为了表述某种价值观。

古龙：主要是阐述自己对于人生和武侠的理解，其实古龙更像是一个武侠世界中的人，通过“武侠这个介质”来描述自己的观念，无所谓善恶、无所谓正邪，只有谁的意志更坚定、更强烈；当然，故事中的悬疑风格也是金庸故事中绝对没有的，他比较完美的把悬疑和武侠、悬疑和人物性格结合在一起，比如一些陷阱和计谋能够很直接的传达某些人物的性格特征，这些也是古龙描述人物、活化人物的一种常见方式。

总得来说，金庸更“大众”一些，描述的都是“台面上”的问题，表达的都是“官方”意见。主角都更“艺术化”一些。古龙更“小资”一些，描述的都是“自己的”的问题，表达的都是“我的”意见。主角都更“个性化”一些。

武功——

金庸和古龙为什么都被视为大家，而他二人从没有读者会觉得风格类似的感觉？因为金庸在武功描述上偏重于“实”，结合了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概念如“内功”（其实类似与道家所说的炼精化气、炼神还虚、元婴等概念，佛家也是如此），“步法”（著名的如凌波微步，典型的参考了类似八卦、易经的概念），但金庸的武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有高下之分，内功强的学武功快而且更厉害，招式更精妙的更厉害，“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用来描述金庸的武功基本无错。
而古龙的武功则更加“玄妙”一些，主流的如楚留香、陆小凤、李寻欢没有什么武功秘籍，极少数经常出现的武功秘籍如嫁衣神功也比较玄妙，武功的基本构成即“内功”和“外功”在古龙小说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古龙的武功永远是“意志与信念”，谁更强，谁就能赢，输赢与否与武功高下并没有太大关系，跟当时双方的心理动态有更大的关系。而且“秒杀”这个概念在古龙小说里比较多，如果“秒杀”不成功则“成仁”的可能性很多，更多偏向于“玄妙”、“意志”、“意念”有关；

综上述诉，其结果，古龙的小说改编的片子很少有成功的版本、而且即便改编城电影或电视剧、剧情改动也很大，而金庸的片子基本很少有改动、也更好拍一些。主要是金庸“实”而古龙“虚”；
如果要比喻的话，金庸比较像孔子，而古龙比较像庄子。双方思想和价值观完全不同。

梁羽生，看过的作品不多，只有云海玉弓缘、冰川天女、七剑少数几部；连白发魔女都没看过····，不过梁羽生的作品更接近于传统武侠和新武侠的过渡，很多东西都是在尝试，而且显得很生硬，可能还受传统武侠的影响较大，剧情和写作方式并没有很实在的“新武侠”样子；反而因为时期关系，他的作品有不少都影响了金庸和古龙，因此把他和金庸、古龙做比较有点不妥。

F. 中华武侠小说特点及其文化分析

武侠小说之中道，自由出入于有无之际。有者，小说结构完备严整，内涵博大精深是也；无者，小说文势无拘无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总体来看，十四部作品以《书剑恩仇录》为宗本，一出手就显大家风范，此为金庸武侠小说之基，太极是也。由此生发相反相成之两仪：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两书势分正奇而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珠联璧合，犹如两仪剑法，一阴一阳，一刚一柔。双剑合璧，乃归于倚天屠龙记，又一太极也。由此又生发两仪：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经典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天龙八部堪称至法、至正、全有，包罗万象，武侠中之哲学；笑傲江湖堪称无法、至奇、妙无，随意挥洒，武侠中之诗。至法无法，至正至奇，全有妙无，哲学就是诗，所以两者自然融归于鹿鼎记，浑然天成，透彻圆融。如果按照独孤求败一生在剑道上达到的不同境界来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系列，则书剑恩仇录是刚开始练剑，射雕英雄传是青锋宝剑，神雕侠侣是紫薇软剑，倚天屠龙记是玄铁重剑，天龙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为剑的境界，对应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侠小说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侠，鹿鼎记则是无剑境界。

与此对应，金庸武侠小说之侠客也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陈家洛是第一个侠客的化身，但其内涵主要还是在民族主义的维度中展开。之后，郭靖和杨过在互补的意义上比较充分的展开侠客的内涵：郭靖是集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杨过是个体主义本位意义的英雄。郭靖和杨过身上所体现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理想已经开始超越民族主义的范畴而提升到人类主义的境界。郭靖是正统意义上的大侠，杨过则是反正统意义上的大侠，但正反一体，两者都是至情至性者无别。两者的内涵在张无忌身上得到融合。张无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将正反两种意义的大侠化为一体。通过张无忌，金庸将大侠的理想境界建立于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见精纯。此后，侠客的内涵最为典型的在乔锋和令狐冲身上得以展示，两人分别是郭靖和杨过的更高意义、更为自由的发展阶段：乔锋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无名老僧称赞他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萨心肠”，“大仁大义”，这一点与郭靖毫无二致，但金庸通过乔锋乃至江湖众生相的深刻刻画，将武侠小说的境界提升到了对整个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高度。天龙八部就如一部佛学的史诗，饱含着悲天悯人的伟大精神。天龙八部事实上是经典武侠小说真正的颠峰，虽然笑傲江湖更为飘逸自在，鹿鼎记更为透彻圆融，但都不如天龙八部博大精深——物极必反，从笑傲江湖开始逐步走向反武侠，直至鹿鼎记成为非武侠。令狐冲则更能体现对于个性自由的自觉追求和人自身命运的自主把握。杨过和令狐冲都是坚持自己个性自由的典范，但与杨过相比，令狐冲大原则把持得住，而小节则无可无不可，很好的统一了顺应世俗和坚持自己个性的矛盾。令狐冲代表了侠客个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侠之意义至此而极，故到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成为非侠韦小宝和康熙大帝。虽然是非侠，实际上是对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说非侠首先彻底的、比侠客本身还要更好的实现了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侠的标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和造福苍生而言，则康熙乃至历代圣王励精图治，给百姓带来安居乐业、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侠。比之于圣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说微不足道，如此说，可谓至侠无武也[天龙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风流，鹿鼎记是莫言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尽解诗。天龙八部是盛唐气象，笑傲江湖是魏晋风度，鹿鼎记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侠小说乃至于侠客的理想本身就终结了。

简单总结一下，金庸从民族主义（书剑恩仇录）写到人类主义（从射雕英雄传到最后都是，但逐步深化），从人的命运（天龙八部）写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后归结到最凡俗的非武侠、生活、历史本身，表明了一个最为简单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义只能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实现或建立，这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又是彻底的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金庸为什么到鹿鼎记就封笔了？因为他已经无武了，其实如果联系到金庸以后改而写历史小说的话，我们会说，金庸的封笔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其实也无所谓终结不终结，起点不起点的，随缘任运，到什么境界干什么事而已。

G. 结合具体的作品谈一谈金庸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及艺术特色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ping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着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ping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ping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ji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20year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pingdian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ping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章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章章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gov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反抗。

三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热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①②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见钟晓毅、费勇编《金庸传奇》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龙八部•后记》、《天龙八部•目录》，《金庸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⑤李渔：《闲情偶寄•科浑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日

⑦陈墨：《金庸小说人物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誉》，见朱汉民、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H. 古龙的武侠小说具有哪些特点

古龙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有着独特的风格和特点。以下是古龙武侠小说的几个特点：

篇幅短小精悍：古龙的小说往往篇幅不长，但情节曲折离奇、节奏明快紧凑，让读者感到十分过瘾。

二次元的世界观：古龙笔下的武侠世界常知或常渗陪很离奇，有些虚构元素比如神仙、鬼怪等也会出现在小说中。

幽默风趣：尽管古龙的小说多以武打为主题，但他的小说往往也融入了不少幽默的元素，使得读者在阅读时可以放松心情，增加愉悦感。

男女角色塑造：他的小说中男女角色非常丰满，形象鲜明，各具特色，人物性格也十分鲜明。

一场戏看产品：他的小说中经常穿插各种商品、牌子的广告，这使得读丛猛蠢者在阅读时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流行文化和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