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学与中国古代小说
⑴ 范进中举体现了古代小说发展的那些规律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
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
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
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
⑵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有哪些类型
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古代小说的发展情况,我们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
1、准备期(从远古至先秦两汉):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虽然不是小说,但从思想上、题材上、语言艺术的表现方法上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2、成熟期(魏晋至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志人小说是中国小说的雏型。但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依附历史著作的状态,作家也不是有意为小说,形式较简单,只是“粗陈梗概”而已。
唐代古代小说开始成熟,形成独立的文学形式——传奇体小说,作家开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是我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对后代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3、转变期(宋元):宋元话本在中国小说史上承前启后,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从文言向白话、从短篇向长篇、由史传体向说唱体的发展和转变。小说创作群体扩大,题材增加,《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两部经典的长篇小说就是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积累由文人加工而成的。
4、繁荣期(明代):明初,古代小说发展处于停滞阶段。明嘉靖、万历年间到明末,小说创作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代表作是《西游记》、《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等白话短篇小说集。神魔小说、人情小说成为小说的主潮。这一时期,小说作家主体意识明显增强,小说从描写历史、英雄转向描写市井细民;人物塑造由类型化向典型化过渡。长篇小说从线性结构向网状结构发展。作品风格鲜明,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繁荣阶段。
5、高峰期(清初至清中叶):清初,《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接着《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把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推向了高峰,达到前所未有的成就。小说作家把自己的生命熔铸在艺术作品中,从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认真反思;人物形象达到高度个性化。出现了反映个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对封建社会的失望,使作家作品带有更浓重的感伤和困惑情绪。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近代小说尚未出现,这一时期兴盛的公案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是古代小说的余波,所以也在高峰期介绍。
6、演进期(1895-1911):是近代小说时期,也是古代小说终结演进为近代小说时期。小说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战斗号角,大量繁荣,近代小说从内容上反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倡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艺术上在继承古代小说传统的同时,逐渐接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结构、语言方面都有重大的变化。
⑶ 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是什麽
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里程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第二部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第一部分是从纵的方面论述,第二部分是从横的方面论述,全文纵横交织,互相补充,完整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
第一部分讲发展过程,作者是按几个阶段来写的。1.起源:神话传说。2.发展:魏晋南北朝志怪志人。上述两个阶段中,小说同历史归于一类。3.成熟:唐代传奇。脱离历史而成为独立的文学创作。4.继续发展: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5.顶峰:明清文人独立创作,写平凡的人和事。
作者阐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抓住了两个关键。第一个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萧统的文学定义说,“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是指出文学作品必须有想像虚构,还要讲求文采。神话传说、志人志怪,都是靠实地访问,从民间搜集而记录下来的,所以同历史归于一类。唐代传奇,有想像虚构并讲求文采,因此就离开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了。第二个关键是文人加工民间传说与文人独立创作的关系。宋元话本小说、演义小说,都是文人采用民间传说而进行再创作的,写的都是非凡的人物,不寻常的英雄;明清小说,发展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写平凡人的日常生活。抓住上述两个关键,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进程就容易理清了。
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作者列举了四条。这四条与第一部分的内容密切相关。例如第一条,“中国的小说是来自民间的,是人民群众思想、愿望以及生活实际的反映。中国小说的每次发展、进步都是由优秀的文人作家向民间学习,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几个阶段都可以得到证明。又如第二条,“史传文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这从中国古代小说的几个发展阶段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作者在课文中只谈了“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一点,在另外的文章中还谈了几点(参照“有关资料”)。
二、学习重点说明
1.融会贯通,理解课文
课文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从时间说,从远古到清末;从范围说,小说发展的规律,头绪纷繁。因此,必须下功夫贯通起来理解,才能正确把握课文的内容。
首先,把第一部分讲发展历程的内容按时间顺序串连起来理解。在这中间,可以把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两个关键。理解了这些,就理解了第一部分内容。其次,把第二部分讲发展规律的内容与第一部分的内容结合起来理解。例如第二条规律,因为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对史传文学的传统有所继承,这首先表现在对人的看法和描写上。反之,理解了第二部分内容,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第一部分。例如,理解古代小说脱胎于史传文学,那么也就不难理解小说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演义小说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了。
2.举一反三,用实例说明规律
在课文中,作者已经举了不少实例来说明规律。因此,学生从课文中不难得到启发,模仿着用自己熟悉的例子去进一步说明课文阐述的规律。例如,作者已经用《三国演义》《水浒传》说明第三条规律,但失之于简单,不妨要求学生把说明具体化。甚至有些学生熟悉的但作者没有涉及的例子,也不妨要求学生去说明课文中提到的某些规律。这是学习课文的延伸,也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课文。
●解题指导
一、根据课文内容,填写下表。
本题旨在引导学生融会贯通,把握课文基本内容。
朝代
发展阶段
体裁特点
规律
魏晋南北朝以前
起源
神话传说
1.中国的古代小说是来自民间的,古代小说的每次发展都是由文人作家参与、加工民间创作而取得的。2.史传文学对中国古代小说很有影响。3.古代小说创作立足于现实。4.由于受封建文化的压迫摧残,古代小说的发展极为艰难。
魏晋南北朝
发展
志怪志人
唐
成熟
唐传奇
宋元
继续发展
话本
明清
顶峰
①演义小说
②文人独立创作,关注平凡人生的现实主义小说
二、理解下列句子的含义,并说明它们在阐明课文观点上的作用。
1.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
2.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
3.明镜照物,妍媸毕露。
4.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本题中所列引文,都是文言,需要学生切实弄懂,知道它们的含义;还要求学生了解它们在说明文章观点上的作用。
1.意思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对象具有积极意义,其内容的表达、形式的安排,都经过作者深沉的构思、想像,其辞藻、音律、用典等艺术形式都比较讲究。事,指作品描写的对象。沉思,深沉的构思。义,指思想内容。翰藻,指作品的辞采。课文引用萧统的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萧统对文学与历史等学术著作的区别已经有所认识,到唐代,我国的古代小说终于脱离历史而发展成为文学创作。
2.意思是,爱它而要知道它有缺点,恨它而要晓得它有长处。缺点、长处必须都写下来,这才是真实的记录。课文引用《史通》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我国古代小说对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能够辩证地认识人和描写人。
3.意思是,明亮的镜子照物体,物体的美丽和丑陋全都清晰地显露出来。妍,美丽;媸,丑陋。课文引用这两句话,是为了说明《水浒传》写人艺术的高明。
4.意思是,虽然我的书名为志怪,也不专写鬼神,却时时写人间的变异,也略微蕴含着鉴戒。课文引用吴承恩的话,是为了说明《西游记》是立足于现实的。
三、作者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例说明第三条规律,其中以《三国演义》《水浒传》为例的说明较简略,试把这两例中的一例的说明具体化。
以《水浒传》为例。作者写北宋宋江农民起义,是立足于现实的。作者施耐庵是元末明初人,元末爆发了农民大起义,群众性的反抗运动风起云涌。它们规模宏大,波及的范围广泛,其间又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产生,因此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传说施耐庵同元末的农民起义运动有一定的联系,甚至亲自参加了起义的队伍。可见,《水浒传》描写的农民起义,正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上的。
四、试把读过的《林黛玉进贾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失街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范进中举》等课文联系起来理解,想想它们体现了本文提到的哪些规律,并写成一二百字的短文。
它们体现了课文提出的四条规律。写一二百字的短文,可以重点谈其中的一条。
●教学建议
一、指导学生以旧知求新知,旧知、新知融会贯通,理解课文。高三学生,应该读过一些中国古代小说,也读过不少史传散文,例如中国古代四大著名长篇小说、话本小说,志人志怪小说、神话传说等,又如《左传》《战国策》《史记》中的一些散文等。要调动学生的这些积累去理解课文,这样就容易得多。
二、理解我国古代小说与史学的关系,是把握课文内容的关键。第一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小说脱离史学而独立,这是关键性的进步;第二部分讲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小说继承史传文学的优秀传统,这是关键性的规律。因此,指导学生把握课文,要抓住关键不放松。
三、这篇课文有一定难度,不要求学生全部读懂,能懂多少就算多少。这篇课文的教学只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使学生知道怎样融会贯通地去阅读有一定难度的文章。
四、发挥学生主体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可以把“有关资料”中某些东西提供给学生,让学生结合资料去阅读课文。
●有关资料
一、关于“文学”的含义(胡经之)
对于文学是语言艺术这种认识,中外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才逐渐明确。
在中国,“文学”的含义曾有几度变化。在先秦时代,“文学”是“文章”(“文”)和“博学”(“学”)的总称,“文学”包括了整个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道德、政论文章,都被说成是“文学”。到了秦汉时代,“文学”还是总括“儒学”和“文章”,但二者渐趋独立,“文学之士”逐渐分离为二:一类归“文苑”,一类属“儒林”。像司马相如这类从事辞章诗赋创作的文人,和那些专门研究儒学经术的学者分开来了。发展到魏晋时代,“文学”和经学、玄学、史学都分立发展。到了齐梁时代,更进而把“文学”细分为“儒”和“学”,把“文章”细分为“文”与“笔”。史传、奏议这一类文章归入“笔”,屈原、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辞章诗赋一类算作“文”(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篇》对此有所阐明)。“文”“笔”的划分,表明了齐梁时代对于文学的了解逐渐深入。对于“文”和“笔”的解说,前人众说纷纭,清代学者常把有韵的称“文”,无韵的称“笔”。其实,“文”与“笔”的原则,不只在有韵无韵,也不只在言辞的美,还在于有无情采。齐梁时代就有人把“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和一般的文章区分开,“文”不仅要有特殊的言辞,而且要有特殊的情采,即所谓“流连哀思”,“情灵摇荡”。这种对“文”的看法,接近今天所说的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的意思了。“文”和“笔”的区分,把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同其他文学(其实是文章)从内容和形式上区别开来了。可惜,齐梁时人常常只把诗赋一类视作“文”,而小说一类却排除在外。在创作实践中,齐梁文学的情采,也只局限在贵族上流社会的狭小天地,偏向于追求“翰藻”的华美,形式主义弊祸严重。到了隋唐时代,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出现了古文运动,取消了“文”“笔”之分,甚至以“笔”为“文”,“文学”变成了“明道”之器,不区别艺术的文学和道德文章了。发展到宋代,“文学”干脆成为“载道”之具,道学代替了“文学”。幸而,自先秦以来,历代对于“诗”的看法一直较接近于艺术的文学或美的文学这种意思。自唐代开始,“诗”和“文”的区分更加明显,语言艺术的特点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戏曲、小说和一些散文中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但长期以来,封建文人把戏曲、小说之类看作雕虫小技,不能列入“文学”殿堂,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却被尊为“文学”正宗。只是到了现代,人们终于把这些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诗歌、小说、剧本和散文称之为文学,而把那些并无语言艺术特点的文章列在文学之外。于是,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含义就确定下来了。
在国外,“文学”含义的变化,也经历了类似的途径。古希腊时代,史诗、悲剧早已很发达,但“文学”并不专指这类东西,而是总括一切文化。西方用拉丁文littera一语来表示一切书写的东西,小至一个字母,大到整个文化,包括具有语言艺术特点的东西,全包罗在内。中世纪神学统治一切,包罗万象,文学被淹没在神学之中。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发展,学术的细分,使得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史学、美学等等都独立出来,成为专门科学。剩下那些不能归入科学之列的诗歌、剧本、小说等等,独立出来,称之为文学。
《美利坚网络全书》(1963年版)里说道,文学“词源上的意思是一切书面的或印刷的东西”。直到现在,“还流行着关于文学的两种对立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一切说得好的东西都是文学,认为文学风格标志文学和非文学的区别”;“另一种看法认为,文学的核心和基本的特点是在于它是想像的表述形式,一切文学都是虚构的”。日本《万有网络大事典》(1973年版),也把文学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学是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东西。”“就狭义来说……亦即与文艺同义。”这说明今人对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的本质和特征,认识越来越精确,越来越深刻。
(节选自《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中国古代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石昌渝)
讨论中国小说文体,首先碰到的是小说的性质和范围的问题。小说是叙事性散文(清代骈文小说《燕山外史》是极个别的例外),与叙事诗的区别是清楚的,比如陈鸿的《长恨歌传》是小说,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诗,一个是散文,一个是韵文,虽然同是叙事,但文体的区别一目了然。比较不容易区别的是小说与史传。
小说与史传都是叙事散文,都同样有人物有情节有主题,都同样有作者概述和场景描写,它们的区别何在?司马迁的《史记》,抽出一个片断来,例如《鸿门宴》,那场景描写有行动有对话有细节,性格栩栩如生,可以说与小说没有分别。但是,尽管它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却是史传而不是小说。根据就在它是据实而写。古代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小说,其人物和情节也许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但作者不过是借它们来抒发自己的胸臆,创作中不免要对原来的事实加以选择,加以强调,加以重组,加以虚构补充,总体上是作者主观想像的产物,本质是虚幻的,因此它是小说而不是史传。明代谢肇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五杂俎》卷十五)清初丁耀亢则进一步指出小说的价值与史传的价值不同,“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续金瓶梅集序》)。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史贵于文”,小说因其虚妄无稽而长期遭到轻贱,谢肇和丁耀亢理直气壮地宣称小说就是虚妄无稽,阐明小说的价值不系于“实”,而系于“情”,从而明辨了小说的文学品格。史传说真话,小说讲假话,真和假,这就是史传和小说的区别所在。
不过,一进入作品实际,问题又不那么简单了。白话小说与史传的区别很明显,问题在文言小说系统。纵向来看,唐代以前比较好办,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小说。古代史志和书目文献指称的那个时期的“小说”是别有所指的,并非文学意义的小说。东汉桓谭和班固在处理古代文献的时候,把那些实录性质的丛残小语统称为“小说”,一部分托古人近于子部而又浅薄者归在子部,一部分记古事近于史部而又悠谬者归在史部。这类作品一是实录,尽管实际上是真伪杂存,但作者是据见闻而录,不事虚夸和铺饰,因此,二是文字简略,篇幅短小,所谓尺寸短书。对这类作品,桓谭和班固是食之不甘,而弃之可惜,故列“小说家”类存之,可备治身理家参考,或可广见闻资考证。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的兴盛自有它的社会文化原因,但在文体上是承袭“小说家”,并且成为唐前“古小说”的主要部分。以实录和短小为特征的“古小说”充其量只是中国小说的史前形态。进入唐代,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唐代传奇不避讳虚构,驰骋想像进行铺叙描写,实录的原则放弃了,短小的格局打破了,它标志小说文体的诞生。传奇小说的存在,使得“古小说”发生了分化。一支紧跟着史传走,这就是野史笔记。野史笔记重在摭拾史料,其中既有叙事文,也有说明文和论说文,内容正如明代胡应麟所归纳的有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以后四类为主体的即是野史笔记;另一支在史传和传奇小说之间摇摆,它标榜实录,篇幅也短小,但比较偏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而文学色彩比较浓厚,这就是笔记小说。虚与实孰多孰少,对它很难作计量性判断。历史学宽容一点,可以把它纳入自己的范畴,而小说扩大一点,也应该确认笔记小说为小说家族的一员。
再进一步面对一个作品集子,确认是不是小说就要具体分析了。野史笔记的一个集子中也含有传奇和志怪性质的作品,如唐代《酉阳杂俎》就有好的志怪作品,宋代《癸辛杂识》就有一些记录轶事异闻的作品,元末明初的《辍耕录》中有些篇什则成为后世小说的题材来源,甚至一些文人的文集中也会偶然杂有一些精彩的小说,如《东田文集》中的《中山狼传》,《九集》中的《负情侬传》《珠衫》《刘东山》等;相反,笔记小说集中也会夹杂一些杂录性质的文字,例如用传奇小说方法写成的笔记小说集《聊斋志异》也有一些非叙事性的篇章。出现这种情况,与古代人的“小说”观念有关。尽管明代中期以后通俗文学家们为小说正名,为小说的地位和发展大声疾呼,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清代乾隆年间编撰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小说”的看法与桓谭、班固的看法基本保持不变,就是一个明证。两种“小说”概念的并存,是造成小说与史传有一部分交叉的重要原因。
(节选自《中国古代文体丛书·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吴组缃)
我国古代小说理论里头有很多好的经验,有些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唐代有个刘知几,是个史学家,他把史传文学的经验总结出来,写了一部书叫《史通》。他很讲究“识”。先秦早就讲究“器识”,所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器识,就是心胸开阔,目光远大。司马迁为什么能写出一部《史记》来呢?他认为,必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了万卷书不行,还要行万里路。这样他的见识就多了,心胸就开阔了。中国小说理论的头一条,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心胸开阔,眼界宽广,首先要在“器识”上下功夫。而不能心胸狭窄,眼光如豆,只见个人的眼前的那么一点东西,要能高瞻远瞩地看问题。
第二条,你要写好一篇小说,必须要有“孤愤”。李贽说《史记》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太史公有“孤愤”;《左传》为什么写得好?因为左丘明有“孤愤”。《水浒传》为什么写得好?施耐庵有“孤愤”。后来许多评论《聊斋志异》《红楼梦》的,也都说蒲松龄、曹雪芹有“孤愤”。“孤愤”是什么?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有个人的真实感情,个人所独有的激情。就是你对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有极大的热情,你自己被这个题材、这个主题所感动,使你欲罢不能,非要把它写出来不可。不是为了有名气,更不是为了稿费。古代写小说是倒霉的事,哪来的名利!如果你对你要写的没有深刻的感受,没有极大的热情,没有被它深深地感动了,就没有必要来写它,而且也写不好。
第三条,中国小说很讲究“真实”。现在,我们的有些评论对于这个写真实还是起反感。一写真实就是自然主义了,就是暴露我们社会的黑暗面了,要作反动宣传了。其实,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打了一次嗝儿,你就不吃饭了?当然,你以写真实为借口,写坏小说,我们要批评;但不能因为这个缘故,就反对写真实。怎么能反对写真实呢?“真、美、善”三个东西我们都要。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平列的,真美善以真为基本。没有真,你那个美是假美,你那个善是伪善。假美、假善有什么价值?所以要大胆地写真实。至于你写得好不好,那是你的思想观点、思想感情问题。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也是小说的生命。没有真,就失去了它的生命。我们要使文艺成为人民的工具,很好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尊重它的性能。真实是它的性能,把真实丢掉了,就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不顶用的东西。过去我们常常把文艺这个性能抹煞了,忽略了。
要讲写真实,很要紧的一条,就是必须深入生活。没有生活你就胡编乱造,坐在屋子里想入非非,尽是想当然,那是不行的。《史通》上总结史传文学一条经验,拿现成的话说,就是“反映论”。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原话我记不清了,意思是说,我们读一篇小说,一篇文学作品,要区分哪些是作者主观世界的东西,哪些是客观世界的东西。就是说,作品是反映,它是通过作家的主观来反映客观,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气息、历史面貌。《史通》总结我国的史传文学,如“明镜照物,妍媸毕露”,就像明镜照物一样,漂亮的(妍)、难看的(媸)都照出来;像“虚空传响,清浊必闻”,就同空气传播声音一样,好听的(清)、难听的(浊)都传过来。这就是真实,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反映客观的社会生活、时代面貌和历史面貌。这并不是客观主义,史传文学是要“寓褒贬”“别善恶”的,就是将善恶褒贬包含在里头,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春秋笔法也叫“皮里阳秋”。是非、善恶不直接说,通过情节场面,通过人物的对话言论,让读者自己去分辨评判。中国诗歌理论中有句话叫作“不落言筌”。言筌就是解释说明。《史通》标举一个“晦”字,以与“显”相对。“显”是浅露,也就是直截说明;“晦”就是具体叙写,反对直说。中国文学有这个传统的信条,就是不允许解释说明,要通过情节场面,通过形象来表现褒贬。所以“明镜照物”并不是客观主义,而是含有褒贬,暗藏着褒与贬。这也是鲁迅极力信奉的。有些人不了解此意,作了相反的评价,应该考虑!
由此,《史通》还总结了一条,就是“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是为实录”。就是说,爱它而晓得它有缺点,憎它而晓得它有所长。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的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有纯粹的东西。好人身上有缺点,坏人身上有长处。这完全符合辩证法。但这不是说没有善恶、是非之分。所爱、所憎,分得清清楚楚;在此前提下,再看次要的方面。比如吴承恩写《西游记》,创造了个猪八戒,它是个小农生产者。他眼光如豆,心胸也不开阔,而且动摇得很厉害,一遇困难就要散伙,回高老庄去。遇到妖魔鬼怪,孙悟空去打,他却躲起来睡大觉;回来一看,孙悟空快打赢了,他怕功劳全是别人的了,赶快跑过去打几耙子。他还爱挑拨离间,几次在唐僧面前说孙悟空的坏话,把孙悟空赶走。总之,这个人的缺点是很多很严重的。但我们并不觉得这个人特别可恨,我们小孩看到他就笑,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来看。为什么?因为作者还写了猪八戒的许多更为主要的长处。比如劳而又苦的事情都是猪八戒干的,长途挑经担,孙悟空是不干的;过那个稀柿洞,硬是猪八戒拿嘴巴拱出一条路来;妖魔鬼怪把他抓起来,他骂到底,从来不投降的。还有,他闹情绪是常事,可始终没有脱离取经队伍,取经队伍少不了这么一个人。这就是说,作者在创作猪八戒的时候,是“爱而知其丑”的,而且把他的丑大胆放手地写得很充分。《水浒传》写林冲,写武松,写鲁智深、李逵,都是采取这种态度。“憎而知其善”,也是如此。《三国演义》写曹操,作者是恨他的,把他当作反面人物来写。可曹操有雄才大略,最后胜利的还是他。他有很多优点,善于用人,善于识才。抓住一点好处就写出来,决不掩藏、抹煞。可这些好处,这些雄才大略,就使他成为一个大坏蛋,不是普通的坏蛋。司马迁写刘邦,写项羽,也持这样的看法。这就是要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写出真实的人来,写出有血有肉的人来。《红楼梦》更是这样。林黛玉是作者同情的,可是写了她很多缺点;薛宝钗是作者不喜欢的,但也并不抹煞她种种的长处。正因为这样,《红楼梦》里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一个个都是活生生的,使我们感动。“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这一条经验我们就没有很好地继承下来。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人物写得真实起来呢?生活中有多少使人感动的新人新事,叫我们一写,往往就显得不真实了。
中国小说还讲究神似。只写得形貌真实还不行,还要神似。苏东坡就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说绘画只讲究外形相似,这个见解同小孩子的见解一样,太浅薄了,太幼稚了,因此一定还要神似。鲁迅先生也讲,画头发,画得怎么细,也不可贵。要紧的是画神,画眼睛,把眼睛的神态画出来。我国古代的小说,都讲究形似和神似,更讲究神似。《水浒传》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宋江、李逵、鲁智深、武松、林冲等,都写得神似。《红楼梦》更讲究神似,而且写人与人的关系,也写得神似。比如说,黄莺儿,你仔细看看,她必然是薛宝钗的丫环;紫鹃,一看就是林黛玉的丫环;还有,侍书是探春的丫环,入画是惜春的丫环,一看就有这种特点。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写得入神了。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写了五家贵族。每家的人一个个性格不同。可总起来每家各有一个共同的家风,一看就是这家的。我们现在的小说,能写到这样子的,还不多。
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美术学院有个同学,他会画画,他是主张“写意”,主张画神似的。他替我画像,画了一个头,画了几笔头发,再画了眉毛、眼睛。底下就不画了。连个轮廓都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也没有。可是挂在宿舍走廊里,大家一看就说这是我。都说,怎么几笔就画得这么像?我说你为什么不把鼻子画出来,不把嘴巴画出来?你把我搞得太不像样子了。他说,你的鼻子我没看出特点,嘴巴也没特点,画它干什么?你的特点在上部。因此,就抓住了这个,画出神似。《红楼梦》里有很多地方也是这样写的。黛玉葬花,一边哭着,一边念着葬花词。贾宝玉隔着好几十米,在那个山石后面就听清了,把它一句句,一字字记录下来。实际生活里这不可能,这就不形似。林黛玉的声音本来就小,又是哭哭啼啼的,念出来的葬花词你离那么远就听清楚了?可作者不管这一套,如同刚才说的美术学院的同学给我画像一样,他不讲形似,要紧的是抓住神似。黛玉葬花,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中一个最精要的东西。为什么葬花呀?她在怜花。为什么可怜花?她在可怜她自己,就像一朵花一样,在那样恶浊的社会环境里,她这么一个女子,这么一朵美丽的花,就要被摧残践踏成污泥了。她想把花埋起来,“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就是抓住了林黛玉典型性格的一个要点,一个“意”,一个神。在这种情况下丢开了形似,而只抓神似。黛玉葬花,构成一个盛传久远的画面,就因为它画了“神”。当然,我是主张要形似的,形似还是基本的。你写现实题材的小说,不形似不行。不过古代有这个传统,我们不能反对。可我们要理解,理解以后评论起来就不同。这在诗歌也是如此。杜甫的名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有评论者说写这棵柏树太粗;有的又说太高,不符合真实。有高明的论者,就
⑷ 中国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和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有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二者和史传文学都有很紧密的关系。最早用“小说家”这个名词去收录古代书籍的《汉书艺文志》是把它视作为子部的,称为《诸子略》,但所收书籍的性质,照鲁迅的说法,则介乎子部、史部之间,即《史略》所谓的“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其后史家及目录学家将小说家的范围不断扩大,把很多原属史部的作品转入小说家,也有一些原属小说的作品归到史部去,例如同样是杂史杂传的东西,《燕丹子》多入“小说”类,而《吴越春秋》则入于“史部”。此外,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有一些在内容上也标榜是正史所不载,由作者加以整理收集,如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殷芸的《小说》等,所以文言系统的小说和史书关系千丝万缕,是很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白话系统的小说,或者是接近现代意义的传奇小说和史传文学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趋势,是如何由纪实的史传著作,逐渐过渡到以虚构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文体的发展,也看到史传对小说创作的巨大影响力。
首先,史传和小说的共通点是叙事。当然二者发展到后来的性质有不同,历史讲求真实,而小说则容许而且必须虚构。董乃斌的《中国小说的文体独立》一书中认为文学和“事”的关系有“含事、咏事、述事和演事”四个阶段,大概历史只是述事,小说戏剧则可以称之为“演事”。
第二,中国历史著作中的主体“正史”有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系统,史书的这种结构,对后来的小说创作有很多影响。尤其是史书主流的纪传体,它以人物为中心的写法,对后来小说至少有两点影响,一是合乎现代小说以写人为主,小说必须创作出令人难忘人物形象的要求,例如唐传奇很多便类似个人的传记。二是在结构上,很多长篇小说的总体结构是一个个人物的遭遇的联结,人物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似乎是分别给人物写传一样,最有代表性的是《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等。这种结构方式,有自由灵活的优点,也有松散零碎的缺点。
第三,是史传的叙事方式,多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观点的方法,这一点也为中国古典小说所继承。所谓全知的观点,简单说就是作者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上帝,对于人物内心和绝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的隐秘,他可能—一告诉读者。著名的例子是《左传》宣公二年鉏麑不忍下手刺杀忠臣赵盾,回来后自杀前的一段心理活动,这种自言自语或心理描写,从写历史的角度看当然是不必要的,但它却有“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惴以摩,庶几入情合理”(钱锺书《管锥编》语)的好处,而这种写法,正是后世小说戏剧所仿效的地方。
第四,是写作精神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几部巨著对后世小说有极大的影响。例如《春秋》的微言大义,意思就是把自己观点隐藏起来,让事实自己来说话,对事件和人物的褒贬由读者自己去体会。中国古典小说中当然不乏有作者跑出台前,向读者指指点点,对事件人物直接评论的地方,但好的作品,作者隐退在情节背后,让小说中的人物的言行来启示读者。《红楼梦》主题的论争,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爱憎不同,可以说,都是得力于这种隐藏个人观点的手法结果。又如《史记》的创作,司马迁一再表示自己是“发愤”著书,自己是“心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写出这种巨著的,后来的金圣叹把《水浒》这些小说也看作是发愤之下的创作,可见《史记》对后世文学家在精神上的感召力量有多大!
明清两朝小说评论家最爱把小说和历史著作比附,金圣叹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毛宗岗说:“《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张竹坡说:“《金瓶梅》是一部史记”,而戚蓼生评《红楼梦》的写法,认为:“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迁乎?”可见史传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深远影响。
⑸ 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起源
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 其意指“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也就是所谓的“残丛小话”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概念出现于汉代,西汉刘歆编的《七略》中已有“小说家” 的明确类目。桓谭在他的《新论》中说:“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说,近取譬论,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这段话,既说明小说的形态特点是短篇体制,运用比喻说事,又 强调了它的社会功用。东汉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中进一步明确了小说的内涵及特点: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 因此,在他的《汉书 艺文志》中,小说家被排斥在九流之外,排在十家的最后一家。 综合汉人对小说的理论,大致包含以下几层意思: 1.小说的内容来自民间传说,属“街谈巷语”、“道听途说”,是不符合“大道”、不见 于经典的琐闻杂说或神怪故事。 2.小说的形态特色是“残丛小语”,即短篇体制,运用比喻、夸张的虚构手法,因此具 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3.通过说故事或叙事对生活进行指导,既具有传奇性又具有知识性和说教性。 一、中国古代小说与神话的关系 小说究其根本,应来源与神话与传说。明代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语怪之祖”(《少 《山海经》是我国先秦典籍中独具风貌的作品,自古被称为“奇书”,此书共十八卷,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 《山经》以纪五方山川为纲,系之以古史、草本、鸟兽、神话、宗教等内容;《海经》 除著录地理方位之外,还记载远方异人的状貌和风俗,夹杂着大量的神话片段。 《山海经》是录著我国古代神话最多的一部典籍,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西王 母”、“黄帝与蚩尤之战”、“鲧禹治水”等。是孕育后世小说的胚胎。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山海经》乃“小说之最古者尔”。 西晋太康年间出土于河南汲县魏襄王冢中的《穆天子传》,以相当可观的篇幅描写了周 穆王以造父为驭者、以河伯为副车,驱八骏巡行天下。《穆天子传》代表着神话向小说的过 渡,并开了后世英雄传奇的先河。 中国的神话有一个历史化和宗教化的过程,神话人物常会被逐渐纳入帝王家谱和宗教神 谱,反映这种变化的,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一种由神话过渡到“仙话”的现象。仙话更多地表 现了后世人的理想和欲望。这表现了小说一方面吸取神话的幻想,一方面,又开始脱离神话 那种先民心理,回归到现实的人情。 二、中国古代小说与子书的关系 古代小说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分类目录中一般属子部,故称子部小说。 《晏子春秋》在写作上很有特色,故事简洁完整,语言清新流畅,许多篇章已具有了小 说的叙事特点,如著名的“晏子使楚”。 先秦诸子为了形象地阐明道理,往往用寓言来说事。这些寓言既具有讽谕性、哲理性, 又具有故事性、形象性,有些寓言故事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已具有小说的特点。 《孟子 齐人有一妻一妾》;《韩非子》中的寓言,诸如“和氏璧”、“买椟还珠”、“自相 矛盾”。《庄子》中的寓言如“疱丁解牛”、“匠石运斤”、“佝偻者承蜩”等。宋代黄震说庄子 是“诙谐小说之祖也”。 三、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的关系 从《左传》开始,史家在著述历史的时候,便常杂以流传民间的遗闻佚事,使历史事件 故事化,而且叙事完整翔实,并运用逼真的细节来描写人物,使历史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 动。如:出亡中的晋公子重耳,谏假道的宫之奇,哭师的蹇叔等。 《战国策 齐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可以说是一篇很生动的小说。 从《左传》到《史记》、《汉书》,这些历史散文都证明了“史有诗心、文心”的观点。 同是,它们的叙事方式、结构形态、语言技巧也常常的影响了中国小说文体的发育、发展。 此外,中国小说中也有一些被称为“野史”的作品长期窜入史书的领域,如《吴越春秋》, 是一部采用虚构手法的小说,而不是史书。 从《左传》开始的史学,的确是“小说之祖”。
⑹ 简述小说发展的历程
小说发展的历程
1、先秦两汉萌芽:神话传说、寓言故事与史传文学等。
2、魏晋南北朝的雏形:志怪与志人,实录。干宝《搜神记》为志怪小说代表,“发明神道之不巫”;刘义庆《世说新语》为志人小说代表作,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名士风流轶事。均缺乏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短小,语言精炼,有一定的故事情节,注意人物言行的描写。为后来的小说发展打下重要基础,但它们还不是成熟的小说作品,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雏形,是从“丛残小语”到成熟小说的过渡。
3、唐代的成熟:轶事小说、志怪小说、传奇小说三类。
1)古典小说在唐代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是,作者有了自觉的小说创作意识及由此而决定的小说新的审美特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六:“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讲到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2)唐代传奇与六朝志怪之间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现实性大大增强,描写社会人事,关注现实人生,由神怪走向现实。题材扩大,大致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A、爱情婚姻:元稹《莺莺传》、白行简《李娃传》、李朝威《柳毅传》、蒋防《霍小玉传》、陈玄佑《离魂记》等;B、侠义英雄:杜光庭《虬髯客传》、袁郊《红线传》、裴铏《昆仑奴传》《聂隐娘》等;C、历史题材:陈鸿《长恨歌传》;D、梦幻题材:沈既济《枕中记》、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等,实际上是借梦的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
3)唐代传奇的创作艺术成就也远远高于六朝小说。A、故事情节完整、曲折、生动;B、人物形象的描写,以各种手法表现人物的性格。C、语言方面,文辞华艳,很有文采。人物对话生动传神。
4、宋元的开拓:话本小说。
1)话本小说来自民间的“说话”艺术,属于通俗白话小说,它萌芽于唐代,繁荣于宋元,从此以后,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就出现了文言与白话两条道路。
2)“说话”艺术的产生与城市经济的发展直接相关,市民阶层的壮大,文化娱乐的需求。于是“说话”艺术便随之出现。当时的“说话”分为四家:A、小说(银字儿),特指短篇故事,内容多现实故事。B、说经,又分为“说参请”(讲宾主参禅悟道等事)和“说浑经”(多包含滑稽、诙谐内容)。C、讲史,指讲长篇历史故事,以说为主,有说有评,又称平话。D、合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大概是两人表演,对答指物咏题,没有什么故事,可能跟小说的发展关系不大。四家中,“小说”、“讲史”与小说发展密切相关。
3)话本小说特点:
A、小说创作的目的有了很大的不同。完全是为了满足听众的文化娱乐的需要,这一目的决定其题材内容、形式体制、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等多方面特点。这些特点往往由听众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和审美趣味所决定,同时又反过来影响群众的思想和审美趣味,在长期发展中,便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通俗小说的艺术传统。B、短篇小说的话本,在题材内容上几乎都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因此其中人物形象就由志人、传奇的官僚、知识分子而变成主要是城市下层人民(包括手工业者、商人、妓女等),而且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主要是市民阶层的。
C、表达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的白话,通俗性是其最鲜明的特色。
D、故事性强,有头有尾,线索清楚,生动曲折,善于布置悬念,非常引人入胜。
E、注意写人,特别是注意展示人物的命运。在表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时,多从其自身的语言和行动来刻画,而且多在故事的流动发展过程中完成,很少静止的剖析性的心理描写。
G、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开头常有“入话”,中间或结尾处,常穿插或引入诗词韵语。
总之,宋元话本使得中国古典小说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明清小说的繁荣打下坚实的基础。
4)话本小说的题材内容与代表作品:
小说话本的题材内容可分八种:灵怪、烟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其中传奇讲爱情故事,灵怪、神仙、妖术讲神鬼精怪的故事,公案讲判案的故事,朴刀、杆棒将英雄好汉的故事,烟粉讲妇女的故事,切多与鬼魂有关。比较重要的是爱情故事、公案故事和英雄好汉故事。描写爱情的作品有《碾玉观音》、《快嘴李翠莲记》、《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志诚张主管》等;表现判案的作品有《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等,写英雄好汉故事的作品有《宋四公大套禁魂张》等。宋元话本以宋为主,大多已经亡佚。明代出现一些集本,如洪楩《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的《通俗小说四种》、冯梦龙的“三言”(又收入明代作品)。
今存讲史话本有: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武王伐纣平话、七国春秋平话、秦并六国平话、前汉书平话、三国志平话),另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大致而言,讲史话本比较粗糙,思想以上价值不高,但对后来的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积累了经验。
5、明清的繁荣:
1)繁荣的标志有三:A、古典小说的各种形式体制都已经完备、成熟,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话本、拟话本、白话长篇小说、文言小说中的志怪体与传奇体。B、作家辈出,名作如林。明代的“四大奇书”,清代的《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等。C、现实主义艺术,在创作方法和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已走向成熟,总的特色是丰富、细腻、深刻。
2)明清小说的发展,有四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和特点:A、从无名的广大群众与文人作家相结合的集体创作,发展为文人作家独立创作。B、在题材内容上,由写历史题材发展为写现实题材,特别是转到细致地描写日常家庭生活,通过普通而平凡的生活现象的描绘,反映重大的社会主题,《金瓶梅》的出现。C、在艺术表现上,从重情节发展到更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在人物描写上,又主要是带有理想色彩的传奇式的夸张描写发展到写实,即通过真实、丰富的细节来表现人物,表现生活。人物和生活情状更贴近于现实。D、长篇小说从题材内容上划分,产生了几种最具特色的小说类型: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E、出现了两部带有总结性的作品:《红楼梦》是古代长篇小说的总结,《聊斋志异》是古典短篇小说的总结。
6、近代的转型:1840-1919 古代到现代的过渡与转型。
1)近代小说特点:A、数量多。B、小说与现实政治斗争结合紧密,主流是反帝反封建。“四大谴责小说”。C、应政治斗争需要而作,故艺术上提炼不够,比较粗糙。D、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在小说的形式与叙事模式上都产生了新的特点,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的章回小说形式。
2)形成近代小说以上特点的主要原因:A、社会与时代的变化。帝国的入侵、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文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故通过小说形式来揭露和抨击社会政治。B、新的小说理论的兴起,对小说社会作用的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C、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印刷业的发达,新闻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版发行,为小说的创作与发表提供了客观条件。D、翻译小说的大量出现,必然对小说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3)近代小说中影响最大的是“谴责小说”,代表作有李伯元《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
此外,还有侠义公案小说文康《儿女英雄传》、石玉昆《三侠五义》。及写倡优生活的狭邪小说:陈森《品花宝鉴》、魏子安《花月痕》、韩邦庆《海上花列传》
革命小说:陈天华《狮子吼》、黄小配《洪秀全演义》等。
⑺ 中国小说的开创时期是
先秦两汉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成为包括古代小说在内的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神话传说已经具有小说的两个基本元素: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而散见于先秦百家诸书中的古代寓言故事,也有虚构情节和叙事寄意的艺术实践,为古代小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著作,以叙述人物事迹来反映历史,有比较完整的情节结构,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及广阔的人物活动背景,还有十分激烈的矛盾冲突,读来已有小说的意味。两汉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介乎正史与小说之间的野史杂记,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既录事实,又收异闻,虚构成分增多,传说色彩更浓,很接近小说的文体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承先启后的时期,出现了被称为“志怪”和“志人”的两种文言小说。这些小说,多是当时文人信笔记录的各种见闻,因此也被称作笔记小说。
志怪,指记录神仙鬼怪的各种传说故事。此类小说继承了以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为代表的古代文化的志怪传统,兼叙神仙鬼怪的,以干宝《搜神记》为代表,其中“李寄斩蛇”等故事写得十分生动;兼叙山川、地理、异物、奇境、神话、杂事的,以张华《博物志》为代表;专载神仙传说的,以葛洪《神仙传》为代表。志人,指记录人物言行片断的轶事小说,以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撰的《世说新语》为代表。此类小说更多地秉承史传记载人物事迹的传统,并在崇尚清谈的风气影响下形成。
志怪、志人皆用文言,大多篇幅短小、叙事简单,鲁迅称其“粗陈梗概”[1],艺术上不够成熟,只能算是小说的雏形。但在细节描写、人物刻划和叙述语言等方面,为中国文言小说成熟形态的唐传奇,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
真正称得上成熟作品的古代小说,始自唐传奇。自唐传奇后,中国古代小说的衍变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唐传奇、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
唐传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以“记”或“传”名篇,作者以史家笔法“传写奇事,搜奇记逸”(《少室山房笔丛》)[2],故谓之“传奇”。留存于今的唐传奇作品,有专集40余部,另有散篇40余篇,主要收录在宋初李昉等人编纂的《太平广记》中,内容不外乎三类,即神怪、爱情和豪侠。其中爱情小说成就最高,代表作有《柳毅传》、《李娃传》、《莺莺传》、《霍小玉传》等。
唐传奇是在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有了质的变化。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道:“凡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舛讹,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3]“作意”指自觉创作的主体意识,“好奇”指想象和虚构的艺术思维。所以,唐传奇已经跳出了前代志怪小说写真人真事的圈子。故事情节曲折动人,细节描写婉转传神,语言典雅,多用典故。唐传奇的出现,使古代文言笔记小说定型化,并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支流,它标志着我国古代文言小说发展到一个成熟阶段。
宋元时期小说创作的发展,使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出现的用白话写成的话本小说,结束了此前中国古代小说仅有文言小说的单线发展局面,中国古代小说从此呈现出文言白话双线发展的趋向。
话本,原指书场说书艺人——“说话人”所用的底本。“说话”艺术唐代就有,到宋代进入繁盛时期,受其影响,发展形成了一种新的白话小说文体——话本小说,并且取代了唐传奇在小说领域的主流地位。
宋元话本以爱情小说、社会问题小说成就最高,爱情小说的代表作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等;社会问题小说以公案小说为主,代表作有《错斩崔宁》、《快嘴李翠莲》等。还有豪侠小说,如《宋四公打闹禁魄张》 等;神怪小说,如《西山一窟鬼》等。其描写对象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转向平民,大量的商人、店员、小手工业者成为小说的主角,因而作品的思想观点和美学情趣比前代发生了很大变化。话本小说的最大成就是语言。它摒弃典雅的文言,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话,大量吸收群众口语,朴实生动,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表现力,为白话文学开辟了新纪元。现存宋元话本作品,主要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新编五代史平话》等书籍之中。
明清是中国古代小说从兴盛走向辉煌的时期。此时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加精致,代表其最高成就的是冯梦龙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凌蒙初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三言”每集40篇,共120篇,其中包括宋、元、明话本、明代文人拟话本和冯梦龙自己的创作。内容主要写世情,视野扩展到士、农、工、商各个阶层,以市井生活为主体,表现市民的价值观念。“二拍”是凌蒙初的个人创作,有78篇,主要写社会问题,从不同角度反映当时的社会腐败,以及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