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枚是個大美女小說

『壹』 清明上河圖的由來

《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存世的僅見的一幅精品，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早年游學汴京，後習繪畫，宋徽宗趙佶（1101年—1124年在位）時期供職翰林圖畫院。專工中國畫中以界筆、直尺劃線的技法，用以表現宮室、樓台、屋宇等題材，尤擅繪舟車、市肆、橋梁、街道、城郭。寫有《西湖爭標圖》、《清明上河圖》等。 他的畫自成一家，別具一格。張擇端的畫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圖》卷完好地保存下來了。這幅畫高25厘米半，長525厘米。這幅畫描繪的是汴京清明時節的繁榮景象，是汴京當年繁榮的見證，也是北宋城市經濟情況的寫照。通過這幅畫，我們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當時各階層人民的生活。總之，《清明上河圖》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北宋年間的汴京極盛，城內四河流貫，陸路四達，為全國水陸交通中心，商業發達居全國之首，當時人口達100多萬。汴京城中有許多熱鬧的街市，街市開設有各種店鋪，甚至出現了夜市。逢年過節，京城更是熱鬧非凡。為了表現京城的繁榮昌盛，張擇端選擇了清明這個重要節日的景象進行59表現。《清明上河圖》著重描繪了北宋首都水陸運輸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圖》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橋和橋頭大街的街面組成。粗粗一看，人頭攢動，雜亂無章；細細一瞧，這些人是不同行業的人，從事著各種活動。大橋西側有一些攤販和許多遊客。貨攤上擺有刀、剪、雜貨。有賣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許多遊客憑著橋側的欄桿，或指指點點，或在觀看河中往來的船隻。大橋中間的人行道上，是一條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轎的，有騎馬的，有挑擔的，有趕毛驢運貨的，有推獨輪車的……大橋南面和大街相連。街道兩邊是茶樓，酒館，當鋪，作坊。街道兩旁的空地上還有不少張著大傘的小商販。街道向東西兩邊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較寧靜的郊區，可是街上還是行人不斷：有挑擔趕路的，有駕牛車送貨的，有趕著毛驢拉貨車的，有駐足觀賞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來往船隻很多，可謂千帆競發，百舸爭流。有的停泊在碼頭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駛。有的大船由於負載過重，船主雇了很多纖夫在拉

船行進。有隻載貨的大船已駛進大橋下面，很快就要穿過橋洞了。這時，這只大船上的船夫顯得十分忙亂。有的站在船篷頂上，落下風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勁撐篙；有的用長篙頂住橋洞的洞頂，使船順水勢安全通過。這一緊張場面，引起了橋上遊客和鄰近船夫的關注，他們站在一旁吶喊助威。《清明上河圖》將汴河上繁忙、緊張的運輸場面，描繪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畫作的生活氣息。

張擇端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圖》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清明上河圖》豐富的內容，眾多的人物，規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圖》的畫面疏密相間，有條不紊，從寧靜的郊區一直畫到熱鬧的城內街市，處處引人入勝。 北宋以前，我國的人物畫主要是以宗教和貴族生活為題材。張擇端雖然是在翰林圖畫院供職，創作的作品都稱為「院體畫」或「院畫」，但他卻把自己的畫筆伸向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活之中，創作出描寫城鄉生活的社會風俗畫。《清明上河圖》畫了大量各式各樣的人物。而且，張擇端對每個人物的動作和神情，都刻畫得非常逼真生動。這充分說明，張擇端生活的積累非常豐厚，創作的技巧非常嫻熟。

千古絕唱《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曾為北宋宣和內府所收藏，為絹本、淡設色，高24.8厘米，長528.7厘米，原作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清明上河圖》是《東京夢華錄》、《聖畿賦》、《汴都賦》等著作的最佳圖解，具有極大的考史價值，它繼承發展了久已失傳的中國古代風俗畫，更繼承了北宋前期歷史風俗畫的優良傳統，以精緻的工筆，記錄了北宋末葉、徽宗時期，首都汴京（今開封）清明時節郊區、汴河兩岸的自然風光，城內建築和民生的繁華景象。

據齊藤謙《拙堂文話·卷八》統計，《清明上河圖》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動物208頭（只），比《三國演義》的1191人、《紅樓夢》的975人、《水滸傳》的787人，都要多得多，堪稱價值連城的國寶。顛沛流離《清明上河圖》

《清明上河圖》流傳後世後，以獨具的藝術價值及史料價值，受到後人的關注。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在遜位之後的11年中，受到「清室優待條件」庇護，仍在北京紫禁城裡稱孤道寡，並且監守自盜，乘機大肆竊取宮中珍藏多年的稀世文物，為數之多，竟有千餘件之巨。借口賞賜盜國寶 溥儀12歲時，在張勛策動下，重登太和殿寶座，但沒多久便再度遜位，處於「小朝廷」風雨飄搖之中。此刻，溥儀著手下一步打算：留學國外。 他們留學國外的第一步是籌備經費。於是，他便把宮廷內最值錢的字畫和古籍運出宮外，存在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運出的字畫、古籍皆為出類拔萃的珍品，大約有1000多件手卷字畫，200多種掛軸、冊頁，200種左右的宋板書。其中，便有宋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 盡管有「清室優待條件」作後盾，但溥儀還是不敢公然盜竊宮中寶物。他便以賞賜弟弟為名，行盜竊文物之實。1922年前後，北京局勢動盪，他的父親便在天津英租界十三號路，代溥儀買了一所樓房。從1922年起，他們就秘密地把宮內收藏的古版書籍、歷朝名人字畫等文物，以賞賜

為名，分批盜運出宮。 溥儀正式「賞賜」弟弟們，從1922年、所謂「宣統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開始。溥儀利用兩名弟弟每天上午「進宮」陪同溥儀讀書的機會，將珍貴文物包裹在包袱里，由他的弟弟們每天下學時運出紫禁城。從開始「賞賜」起的兩個多月中，有時是逐日「賞賜」，如1922年8月14日至26日

，沒有一天間斷過。這些宮中文物積累到七八十口大木箱後，便運到天津英租界的樓房裡存放。攜帶國寶投他國 直到1924年11月5日，當時的北京衛戍總司令鹿鍾麟、警察總監張璧，率領20名短槍手突然闖進紫禁城，攆走了溥儀，拆散了「小朝廷」，溥儀竊取宮中所有文物的計劃因此中斷。

1924年11月5日，溥儀回到父親的「醇親王府」；11月29日，溥儀逃往日本兵營，要求「避難」，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館居住，在日本軍國主義卵翼下恢復「小朝廷」。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護衛下，溥儀潛逃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張彪私宅「張園」中安頓下來。可是，當時的經濟來源遠遠滿足不了他那浩繁的開支，於是，他便打起了變賣宮中國寶的主意。國寶流落偽皇宮 通過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的陰謀策劃、天津日軍的密切配合，將溥儀喬裝成日本軍人，於1931年農歷十月初一，乘小汽船偷渡白河，經大沽口，登上日本商船「淡路丸」，潛到營口，至鞍山湯崗子小住，然後前往旅順口，進入日本殖民地。1932年4月，溥儀進入長春偽皇宮，登上了偽滿洲國皇帝寶座。

溥儀從天津出逃，必須經過國民軍的駐扎地區，所以他只能輕裝簡從，大批的宮中國寶，仍然存放在天津。

1932年至1934年間，由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將存放於天津靜園的法書名畫、宋元善本、珠寶玉翠等約70箱，運到長春偽皇宮內，將裝有書畫的木箱，存放在偽皇宮東院圖書樓樓下東間，即「小白樓」；將裝有古玩珠寶的金庫，存放於「內廷」緝熙樓客廳。攜逃國寶被俘獲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偽滿洲國漢奸們聞風喪膽，各奔生路。當時，一直由日本關東軍擔任警衛的長春偽皇宮，改換成偽滿軍隊警衛。傀儡皇帝溥儀見大勢已去，惶惶不可終日。他最為憂慮的，是不可能將存放在偽皇宮的所有國寶統統帶走，而只能有選擇地將晉、唐、宋、元的法書名畫大批攜逃。為了能夠多帶國寶，他把保護法書名畫的楠木盒、花綾包袱皮等統統扔掉，將這些國寶硬塞進大木箱里。

1945年8月10日，日本關東軍司令小田乙三宣布：偽滿國都由長春遷到通化。同年8月13日，溥儀從長春逃到通化大栗子溝；8月17日，溥儀乘坐

一架小型軍用飛機企圖逃往日本。當飛機經過沈陽時，溥儀被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蘇聯紅軍俘獲。溥儀隨身攜逃的法書名畫和一批珠寶玉翠，被中國人民解放軍繳獲後，上繳東北人民銀行代為保存。

專家揭秘《清明上河圖》

1949年7月7日，東北博物館（現遼寧省博物館）在沈陽成立並開館，成為新中國第一個開放的博物館。東北博物館的大部分展品，為東北人民銀行撥交、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溥儀處繳獲的名貴書畫、珠寶翠玉飾品。獨具慧眼鑒瑰寶

人民鑒賞家楊仁愷先生，是在溥儀攜逃的眾多法書名畫中，獨具慧眼發現了《清明上河圖》。

歷來，以張擇端之名流傳的《清明上河圖》繁多，楊仁愷先生過目的就有10餘件之多。1950年秋，從東北人民銀行撥交來的一批《佚目》書畫尚未整理，良莠雜存、玉石不分。當時，楊仁愷先生在東北博物館臨時庫房裡整理書畫作品時發現，其中有3件同名為《清明上河圖》的作品。楊仁愷先生當時以為，這些都是過去常見的「蘇州畫片」一類的東西，根本沒想到會在此中出現跡。然而，使楊仁愷先生大為出乎意料的是，數百年來始終埋沒在傳聞中的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真跡，會在這個偶然的時間、偶然的地點被意外發現！楊仁愷先生頓時「目之為明，驚喜若狂，得見廬山真面目，此種心情之激動，不可言狀。」真本解開百年謎 楊仁愷先生當時的激動心情是有根據的：因為在此之前，專家學者們對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究竟是個什麼面貌，一無所知。他們只能從經常接觸到的許多蘇州畫片上，推斷《清明上河圖》與其大同小異，以為《清明上河圖》原作大體是蘇州畫片的原始所本。《清明上河圖》的本來面目，數百年來一直是個不解之謎。難怪楊仁愷先生看到宋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真本後，「目之為明、驚喜若狂」。 至此，楊仁愷先生才真正了解到，蘇州畫片的作者根本沒有見到《清明上河圖》原作，只是參照歷來文字記載構圖鋪陳而成的。比如，《清明上河圖》東水門前的虹橋為木結構，而蘇州畫片則為石頭建築；人物衣著、民房、鋪面的形制等，也都與蘇州畫片大相徑庭，尤其是船隻寫實描繪技巧生動自然，已達到出神入化境地。張擇端能將北宋京城開封的復雜紛繁景象繪入畫圖，要比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敘述得更為概括、更為形象，難怪《清明上河圖》歷代以來一直膾炙人口、經久不衰。仇英臨本辨真偽 3件《清明上河圖》中既然已經發現了真跡，其餘兩件自然便是贗品。然而，另外一個奇跡又在楊仁愷先生面前出現了：兩件中的一件作品，竟然是仇英的重彩工筆《清明上河圖》，並具名款。該作品參照了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的構圖形式，但描繪的是蘇州社會生活現實內容。從此，揭開了「蘇州畫片」的奧秘：明代蘇州坊間所繪制的《清明上河圖》，原來都出自仇英此圖。由於歷來的《清明上河圖》贗品，均以仇英《清明上河圖》臨本為背景，於是，仇英臨本也就成為衡量《清明上河圖》真偽的一個條件。1949年7月7日，東北博物館（即現今的遼寧省博物館）開館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便始終珍藏在沈陽；1955年，被國家有關部門撥交到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彈指49年過去，《清明上河圖》來沈「省親」，實在令人激動不已。我們期待著《清明上河圖》早日回「家」看看。 （記者 邱宏/文並攝）

《清明上河圖》畫卷，北宋風俗畫作品，作者張擇端。以精緻的工筆記錄了北宋末葉、徽宗時代首都汴京郊區和城內汴河兩岸的建築和民生，描繪了清明時節北宋汴梁以及汴河兩岸的繁華景象和自然風光。這幅長卷採用散點透視的構圖方法，將繁雜的景物納入統一而富於變化的畫面中。畫中人物500多，衣著不同，神情各異，其間穿插各種活動，注重戲劇性。構圖疏迷密有致，注重節奏感和韻律的變化，筆墨章法都很巧妙。

全圖分為三個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春光。疏林薄霧，掩映著幾家茅舍、草橋、流水、老樹、扁舟。兩個腳夫趕著五匹馱炭的毛驢，向城市走來。一片柳林，枝頭剛剛泛出嫩綠，令人感到雖是春寒料峭，卻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頂轎子，內坐一位婦人。轎頂裝飾著楊柳雜花，轎後跟著騎馬的、挑擔的，從京郊踏青掃墓歸來。環境和人物的描寫，點出了清明時節的特定時間和風俗，為全畫展開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碼頭。人煙稠密，糧船雲集。人們有在茶館休息的，有看相算命的，有在飯鋪進餐的。有間"王家紙馬店」，是賣掃墓祭品的。河裡船隻來往，首尾相接，或纖夫牽拉，或船夫搖櫓，有的滿載貨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緊張卸貨。橫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規模宏大的木質拱橋，結構精巧，形式優美，因狀若飛虹，故名虹橋。有一隻大船正待過橋，船夫們或用竹篙撐，或用長竹鉤住橋梁，或用麻繩挽船，或忙著放下桅桿以順利通過橋拱。鄰船的人也指指點點像在大聲吆喝著什麼。橋上的人也伸頭探腦緊張議論，期盼大船順利通過。

後段，熱鬧的市區街道。以高大的城樓為中心，兩邊屋宇鱗次櫛比。茶坊、酒肆、腳店、肉鋪、廟宇、公廨……商店中有綾羅綢緞、珠寶香料、香火紙馬的專門經營，還有醫葯門診、大車修理、看相算命、整面修容……各行各業，應有盡有；大的商店門首還扎"綵樓歡門」，懸掛市招旗幟，招攬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做生意的商賈、看街景的士紳、騎馬的官吏、叫賣的小販、乘轎的大家眷屬、身負背簍的行腳僧人、問路的外鄉遊客、聽說書的街巷小兒、酒樓中狂飲的豪門子弟、城邊行乞的殘疾老人……男女老幼，士農工商，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轎子、駱駝、牛馬車、人力車、太平車、平頭車……形形色色，樣樣俱全。五米多長的畫卷里，共計描繪了五百五十多人物；牛、馬、騾、驢等牲畜五、六十匹，車、轎二十多輛；大小船隻二十多艘；房屋、橋梁、城樓等也各有特色，體現了宋代建築的特徵。

《清明上河圖》景物繁多，巨細無遺，卻並不顯得瑣碎繁縟，表現出畫家對大場面宏觀把握的能力，以及於真放中見精微的繪畫境界，令人無法不欽佩其細致入微的觀察力和生動傳神的表現力。

這幅是清明上河圖的仿本，（清院本）清明上河圖，由清宮畫院的五位畫家陳枚、孫祜、金昆、戴洪、程志道在乾隆元年（1736年）合作畫成，可以說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長之作品，再加上明清時代特殊風俗，如踏青、表演等等娛樂活動，因此增加了許多豐富的情節，如戲劇、猴戲、特技、擂台等等，畫的事物繁多，雖然失去了宋代古制，卻是研究明清之際社會風俗不可缺的材料。同時，由於西洋畫風的影響，街道房舍，均以透視原理作畫，並有西式建築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鮮麗明亮，用筆圓熟細致，界畫橋梁、屋宇、人物皆細膩嚴謹，是院畫中極精之作。

歷盡劫難的《清明上河圖》

北宋著名畫家張擇端繪制的不朽傑作《清明上河圖》，是我國繪畫史上的無價之寶。它是一幅用現實主義手法創作的長卷風俗畫，通過對市俗生活的細致描繪，生動地再現了北宋汴京承平時期的繁榮景象。此畫的第一位收藏人是宋徽宗，是他用瘦金體親筆在畫上題寫了「清明上河圖」五個字。這件享譽古今中外的傳世傑作，在問世以後的800多年裡，曾被無數收藏家和鑒賞家把玩欣賞，是後世帝王權貴巧取豪奪的目標。它曾輾轉飄零，幾經戰火，歷盡難……《塵埃歷盡———中國珍貴文物蒙難紀實》一書（山東畫報出版社），記述了《清明上河圖》歷盡劫難的遭遇。以下是摘自該書的部分內容。

奸臣嚴嵩奪畫釀冤案

嚴嵩是明代大奸臣之一。他與其子嚴世蕃依仗權勢，巧取豪奪了大批書畫古玩。

明代李日華《味水軒日記》載：陸完死後，他的夫人將《清明上河圖》縫入枕中，不離身半步，視如身家性命，連親生兒子也不得一見。陸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辭乖巧，非常會討夫人歡心。王某擅長繪畫，更喜歡名人書畫。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圖》。反復懇請後，夫人勉強同意，但不許他帶筆硯，只許他在夫人閣樓上欣賞，而且不許傳給別人知道。王某欣然從命，往來二三個月，看了十餘次以後，竟臨摹出一幅有幾分像的畫來。當時專橫跋扈的嚴嵩正四處搜尋《清明上河圖》，都御史王忄予得知後，便花800兩紋銀從王某手中購得贗品，獻給嚴嵩。嚴嵩府上有一裝裱匠湯臣，認出畫是假貨，便以此要挾王忄予，令其出40兩銀子賄賂自己，但王忄予對其不予理會。湯臣惱羞成怒，在嚴嵩設宴歡慶時，將圖上舊色用水沖掉，嚴嵩在眾人面前大為窘迫，以後便尋機將王忄予害死，臨摩此畫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牽連，被抓

去餓死獄中。 明代另一人沈德符所著《野獲編補遺》中卻是另一種說法：嚴嵩黨羽鄢懋卿總理淮、浙鹽政，胡宗憲總督吳、越兵事，他們都為嚴嵩搜羅名字畫。他們得知《清明上河圖》在已故內閣首輔王鏊家時，便去索購，但王家富甲一方，不為錢財所動。無奈之中，二人找嚴嵩府上裝裱匠湯臣商議，湯與當時鎮防薊州的王忄予素有來往，對王忄予之子世貞、世懋有仇，因此鼓動王忄予買畫，但王忄予亦購不來。湯臣便設計讓王忄予把蘇州人黃彪臨摹本買來獻嵩，又在嚴嵩高興時將真情告知，嚴嵩窘怒，遂殺王忄予。 清代人《清夏閑記》上又載：太倉王忄予收藏有《清明上河圖》，嚴嵩子嚴世蕃知道後強行索要，王忄予便送去摹本，當時湯臣恰好在旁。從前王忄予巡撫兩浙時，見湯貧困潦倒，便將他推薦給嚴世蕃。湯臣不思報恩，反想構陷王忄予以求發達，便對嚴雲：此畫他曾在王忄予家中見過，王忄予送來的是贗品，如若不信，只看屋角雀是否一腳踏二瓦便可證實。嚴世蕃細看，果如其言，心中深恨王忄予。恰好此時俺答部進犯中原，王忄予為薊、遼總督，嚴嵩父子乘機將他害死。後人曾據此寫過《一捧雪傳奇》一戲，只是將《清明上河圖》改成了「一捧雪」白玉杯，王忄予改成了莫懷古。

以上幾種說法雖然各執一詞，但都與事實有些出入。實際上，陸完死後，其兒子急等錢用，便將《清明上河圖》賣至崑山顧鼎臣家，後被嚴嵩父子強行索去。這之前嚴嵩確曾托王忄予買過「名畫」，王忄予也確曾買蘇州人王彪之摹本獻給嚴嵩，後被識破。只是南方人「王」、「黃」不分，黃彪應是王彪而已。 隆慶時，嚴嵩父子被御史鄒應龍彈劾，終於官場失勢，嚴世蕃被斬，嚴府被抄，《清明上河圖》再度收入皇宮。

度盡劫波終得歸宿

《清明上河圖》到清朝後先由陸費墀（安徽相鄉人）收藏。陸費墀是乾隆時進士，他得圖後也在上面矜印題跋。後被畢沅購得。畢沅（1730—1797），鎮洋（今江蘇太倉）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進士。畢沅生平喜愛金石書畫，家中收藏頗為豐富。他得《清明上河圖》以後，與其弟畢瀧（清代收藏鑒賞家）同賞，現今畫上有二人印記。 畢沅在關中任職時，對地方上的文物盡心修繕保護，不料這些卻成了他的「罪行」。畢沅死後不久，湖廣人民反清，清廷認為畢沅任湖廣總督期間，「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費」，不但將畢家世職奪去，而且將其全家百口全部殺掉，家產也被抄沒入宮。

清廷將《清明上河圖》收入宮以後，便將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閣內。嘉慶帝對其珍愛有加，命人將它收錄在《石渠寶笈三編》一書內。此後，《清明上河圖》一直在清宮珍藏，雖然經歷1860年英法聯軍以及1900年八國聯軍兩度入侵北京，洗劫宮室，但居然逃過了劫難，均未受損。 1911年以後，《清明上河圖》連同其他珍貴書畫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儀以賞溥傑為名盜出宮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內的張園內。1932年，溥儀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偽滿洲國，於是這幅名畫又被帶到長春，存在偽皇宮東院圖書樓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儀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見大事不好，便乘飛機逃往大栗子溝，偽滿皇宮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亂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機進宮「搶洋撈」，偽皇宮的大批珍貴之物便在這場動亂中流散到了民間，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

194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長春。解放軍幹部張克威同志，通過當地幹部收集到偽滿皇宮流散出去的珍貴字畫十餘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圖》。1947年，張克威同志調到東北行政委員會工作，臨行前他將這十餘幅卷軸交給了當時開辟東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林楓同志。

《清明上河圖》經林楓之手進了東北博物館，後來又調到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存。從那以後，這兒便成了它的最後歸宿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幹將之一李作鵬，曾利用權勢將《清明上河圖》強行從故宮博物院「借」出，據為己有。他還夥同邱會作、吳法憲等人一起，霸佔了其他一大批珍貴文物。林彪倒台以後，《清明上河圖》才又重見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宮博物院中。

『貳』 <水滸傳>是誰寫的

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耐庵、羅貫中 人，引起許多觀眾的疑惑：《水滸傳》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個人嗎，怎麼變成了施耐庵、羅貫中兩個人？

說來話長。

在清代和在民國年間，《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是貫華堂刊本，即金聖嘆評本（七十回本），它所題署的作者為施耐庵。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時，在許多文學史著作的論述中，也把《水滸傳》的著作權歸之於施耐庵一人。因此，長期以來，「《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這個看法已經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其實，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存在著多種說法，「施耐庵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撇開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例如，《水滸傳》藜光堂刊本題「姚宗鎮國藩父編」）不算，明、清兩代，在《水滸傳》版本上，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載中，主要的說法有如下三種：（一）羅貫中撰 見於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王圻《續文獻通考》、《稗史匯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餘客話》等書的記載，以及錢曾《也是國書目》的著錄。

（二）施耐庵、羅貫中合撰 見於高儒《百川書志》的著錄，《水滸傳》「嘉靖本」（北京圖書館藏八回殘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的題署，以及容與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園刊本大滌餘人序的敘述。

（三）施耐庵撰 見於《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錢希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金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櫃軒筆記》等書的記載。

哪一種說法最可靠或比較可靠呢？

先從文人的記載看。

第一種說法，首見於郎瑛（1487-1566）的《七修類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時人。第二種說法，首見於高儒的《百川書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詳，但《百川書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時，也是嘉靖時人。第三種說法，首見於胡應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筆叢》。而胡應麟乃萬曆時人。因此，從它們分別出現的時間上比較而言，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無疑要早於第三種說法。

再從《水滸傳》版本的題署看。

第一種說法不見於現存的任何版本的題署，以第二種說法為題署的版本大多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曆年間，第三種說法的兩種版本則出現於明末的崇禎年間；因此，從時間上說，也同樣是第三種說法要晚於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

這樣說，是不是意味著第一種說法、第二種說法比較可靠，第三種說法最不可靠呢？ 這倒不一定。

以第一種說法而論，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們知道，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爭議。而《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在語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說它們出於同一作者的筆下，實在很難獲得人們的首肯。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雖然有出現早和出現晚的差別，但它們卻有著共同點：以施耐庵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們實際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它們都是比較可靠的。

第二種說法，以施耐庵、羅貫中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於，它沒有交代清楚他們是什麼樣的合作關系：二人之中，誰為主，誰為次？依照常理來判斷，不可能恰好是50%對50%，沒有那麼的湊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實了施、羅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給予施耐庵，把後五十回給予羅貫中。這僅僅是一種憑空的猜測，而且出現的時間太晚：只有在《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後，它才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萌生。

要比較准確地理解他們的合作關系，目前唯一的途徑便是考察明代有關《水滸傳》作者的題署 高儒《百川書志》：「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所謂「的本」，是宋、元、明時代的常用語。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寫」之意。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所謂「纂修」，可解釋為「『編輯」，和「編次」是同樣的意思。這等於說，羅貫中是編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權應該得到毫不含糊的確認；第二，羅貫中參預了創作的過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

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從狹義上說，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從廣義上說，《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合作的產品。

總之，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羅二人，是有根據的，並沒有什麼錯處可以指摘。
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耐庵、羅貫中 人，引起許多觀眾的疑惑：《水滸傳》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個人嗎，怎麼變成了施耐庵、羅貫中兩個人？

說來話長。

在清代和在民國年間，《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是貫華堂刊本，即金聖嘆評本（七十回本），它所題署的作者為施耐庵。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時，在許多文學史著作的論述中，也把《水滸傳》的著作權歸之於施耐庵一人。因此，長期以來，「《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這個看法已經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其實，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存在著多種說法，「施耐庵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撇開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例如，《水滸傳》藜光堂刊本題「姚宗鎮國藩父編」）不算，明、清兩代，在《水滸傳》版本上，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載中，主要的說法有如下三種：（一）羅貫中撰 見於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王圻《續文獻通考》、《稗史匯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餘客話》等書的記載，以及錢曾《也是國書目》的著錄。

（二）施耐庵、羅貫中合撰 見於高儒《百川書志》的著錄，《水滸傳》「嘉靖本」（北京圖書館藏八回殘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的題署，以及容與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園刊本大滌餘人序的敘述。

（三）施耐庵撰 見於《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錢希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金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櫃軒筆記》等書的記載。

哪一種說法最可靠或比較可靠呢？

先從文人的記載看。

第一種說法，首見於郎瑛（1487-1566）的《七修類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時人。第二種說法，首見於高儒的《百川書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詳，但《百川書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時，也是嘉靖時人。第三種說法，首見於胡應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筆叢》。而胡應麟乃萬曆時人。因此，從它們分別出現的時間上比較而言，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無疑要早於第三種說法。

再從《水滸傳》版本的題署看。

第一種說法不見於現存的任何版本的題署，以第二種說法為題署的版本大多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曆年間，第三種說法的兩種版本則出現於明末的崇禎年間；因此，從時間上說，也同樣是第三種說法要晚於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

這樣說，是不是意味著第一種說法、第二種說法比較可靠，第三種說法最不可靠呢？ 這倒不一定。

以第一種說法而論，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們知道，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爭議。而《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在語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說它們出於同一作者的筆下，實在很難獲得人們的首肯。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雖然有出現早和出現晚的差別，但它們卻有著共同點：以施耐庵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們實際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它們都是比較可靠的。

第二種說法，以施耐庵、羅貫中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於，它沒有交代清楚他們是什麼樣的合作關系：二人之中，誰為主，誰為次？依照常理來判斷，不可能恰好是50%對50%，沒有那麼的湊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實了施、羅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給予施耐庵，把後五十回給予羅貫中。這僅僅是一種憑空的猜測，而且出現的時間太晚：只有在《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後，它才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萌生。

要比較准確地理解他們的合作關系，目前唯一的途徑便是考察明代有關《水滸傳》作者的題署 高儒《百川書志》：「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所謂「的本」，是宋、元、明時代的常用語。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寫」之意。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所謂「纂修」，可解釋為「『編輯」，和「編次」是同樣的意思。這等於說，羅貫中是編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權應該得到毫不含糊的確認；第二，羅貫中參預了創作的過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

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從狹義上說，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從廣義上說，《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合作的產品。

總之，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羅二人，是有根據的，並沒有什麼錯處可以指摘。
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耐庵、羅貫中 人，引起許多觀眾的疑惑：《水滸傳》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個人嗎，怎麼變成了施耐庵、羅貫中兩個人？

說來話長。

在清代和在民國年間，《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是貫華堂刊本，即金聖嘆評本（七十回本），它所題署的作者為施耐庵。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時，在許多文學史著作的論述中，也把《水滸傳》的著作權歸之於施耐庵一人。因此，長期以來，「《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這個看法已經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其實，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存在著多種說法，「施耐庵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撇開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例如，《水滸傳》藜光堂刊本題「姚宗鎮國藩父編」）不算，明、清兩代，在《水滸傳》版本上，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載中，主要的說法有如下三種：（一）羅貫中撰 見於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王圻《續文獻通考》、《稗史匯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餘客話》等書的記載，以及錢曾《也是國書目》的著錄。

（二）施耐庵、羅貫中合撰 見於高儒《百川書志》的著錄，《水滸傳》「嘉靖本」（北京圖書館藏八回殘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的題署，以及容與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園刊本大滌餘人序的敘述。

（三）施耐庵撰 見於《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錢希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金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櫃軒筆記》等書的記載。

哪一種說法最可靠或比較可靠呢？

先從文人的記載看。

第一種說法，首見於郎瑛（1487-1566）的《七修類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時人。第二種說法，首見於高儒的《百川書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詳，但《百川書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時，也是嘉靖時人。第三種說法，首見於胡應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筆叢》。而胡應麟乃萬曆時人。因此，從它們分別出現的時間上比較而言，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無疑要早於第三種說法。

再從《水滸傳》版本的題署看。

第一種說法不見於現存的任何版本的題署，以第二種說法為題署的版本大多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曆年間，第三種說法的兩種版本則出現於明末的崇禎年間；因此，從時間上說，也同樣是第三種說法要晚於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

這樣說，是不是意味著第一種說法、第二種說法比較可靠，第三種說法最不可靠呢？ 這倒不一定。

以第一種說法而論，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們知道，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爭議。而《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在語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說它們出於同一作者的筆下，實在很難獲得人們的首肯。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雖然有出現早和出現晚的差別，但它們卻有著共同點：以施耐庵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們實際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它們都是比較可靠的。

第二種說法，以施耐庵、羅貫中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於，它沒有交代清楚他們是什麼樣的合作關系：二人之中，誰為主，誰為次？依照常理來判斷，不可能恰好是50%對50%，沒有那麼的湊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實了施、羅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給予施耐庵，把後五十回給予羅貫中。這僅僅是一種憑空的猜測，而且出現的時間太晚：只有在《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後，它才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萌生。

要比較准確地理解他們的合作關系，目前唯一的途徑便是考察明代有關《水滸傳》作者的題署 高儒《百川書志》：「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所謂「的本」，是宋、元、明時代的常用語。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寫」之意。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所謂「纂修」，可解釋為「『編輯」，和「編次」是同樣的意思。這等於說，羅貫中是編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權應該得到毫不含糊的確認；第二，羅貫中參預了創作的過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

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從狹義上說，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從廣義上說，《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合作的產品。

總之，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羅二人，是有根據的，並沒有什麼錯處可以指摘。
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耐庵、羅貫中 人，引起許多觀眾的疑惑：《水滸傳》的作者不明明是施耐庵一個人嗎，怎麼變成了施耐庵、羅貫中兩個人？

說來話長。

在清代和在民國年間，《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是貫華堂刊本，即金聖嘆評本（七十回本），它所題署的作者為施耐庵。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文化大革命」之前，《水滸傳》最流行的版本則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整理本，它所題署的作者仍然是施耐庵。同時，在許多文學史著作的論述中，也把《水滸傳》的著作權歸之於施耐庵一人。因此，長期以來，「《水滸傳》的作者是施耐庵」 這個看法已經給人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其實，關於《水滸傳》的作者，歷來存在著多種說法，「施耐庵撰」只不過是其中的一種而已。撇開那些荒誕不經的說法（例如，《水滸傳》藜光堂刊本題「姚宗鎮國藩父編」）不算，明、清兩代，在《水滸傳》版本上，在文人們的筆記和書目的記載中，主要的說法有如下三種：（一）羅貫中撰 見於郎瑛《七修類稿》、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王圻《續文獻通考》、《稗史匯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餘客話》等書的記載，以及錢曾《也是國書目》的著錄。

（二）施耐庵、羅貫中合撰 見於高儒《百川書志》的著錄，《水滸傳》「嘉靖本」（北京圖書館藏八回殘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的題署，以及容與堂刊本的李卓吾序、映雪草堂刊本的五湖老人序、芥子園刊本大滌餘人序的敘述。

（三）施耐庵撰 見於《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錢希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金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櫃軒筆記》等書的記載。

哪一種說法最可靠或比較可靠呢？

先從文人的記載看。

第一種說法，首見於郎瑛（1487-1566）的《七修類稿》。而郎瑛乃明代嘉靖時人。第二種說法，首見於高儒的《百川書志》。高儒的生卒年不詳，但《百川書志》卷首有高儒嘉靖十九年（1540）自序，可知他的和郎瑛同時，也是嘉靖時人。第三種說法，首見於胡應麟（1551－1602）的《少室山房筆叢》。而胡應麟乃萬曆時人。因此，從它們分別出現的時間上比較而言，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無疑要早於第三種說法。

再從《水滸傳》版本的題署看。

第一種說法不見於現存的任何版本的題署，以第二種說法為題署的版本大多出現於明代的嘉靖、萬曆年間，第三種說法的兩種版本則出現於明末的崇禎年間；因此，從時間上說，也同樣是第三種說法要晚於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

這樣說，是不是意味著第一種說法、第二種說法比較可靠，第三種說法最不可靠呢？ 這倒不一定。

以第一種說法而論，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我們知道，羅貫中是《三國志演義》的作者。在這一點上，並不存在爭議。而《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在語言形式上完全不用。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後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說它們出於同一作者的筆下，實在很難獲得人們的首肯。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雖然有出現早和出現晚的差別，但它們卻有著共同點：以施耐庵為作者或作者之一，它們實際上是相互支持的。因此，從這個角度說，它們都是比較可靠的。

第二種說法，以施耐庵、羅貫中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於，它沒有交代清楚他們是什麼樣的合作關系：二人之中，誰為主，誰為次？依照常理來判斷，不可能恰好是50%對50%，沒有那麼的湊巧。

在清代，也有人（例如，《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的作者徐渭仁）坐實了施、羅二人的分工，把前七十回給予施耐庵，把後五十回給予羅貫中。這僅僅是一種憑空的猜測，而且出現的時間太晚：只有在《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流行之後，它才可能在人們的頭腦中萌生。

要比較准確地理解他們的合作關系，目前唯一的途徑便是考察明代有關《水滸傳》作者的題署 高儒《百川書志》：「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本」、天都外臣序本、袁無涯刊本：「施耐庵集撰，羅貫中纂修」。

所謂「的本」，是宋、元、明時代的常用語。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寫」之意。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所謂「纂修」，可解釋為「『編輯」，和「編次」是同樣的意思。這等於說，羅貫中是編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因此，第一，施耐庵的著作權應該得到毫不含糊的確認；第二，羅貫中參預了創作的過程，他是施耐庵的合作者，應該得到公正的對待。

基於上述認識，我認為，從狹義上說，施耐庵是《水滸傳》的作者；從廣義上說，《水滸傳》是施耐庵、羅貫中二人合作的產品。

總之，電視連續劇《水滸傳》標明原作者為施、羅二人，是有根據的，並沒有什麼錯處可以指摘。

『叄』 清明上河圖是誰畫的

《清明上河圖》是北宋畫家張擇端畫的。

清明上河圖，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為北宋風俗畫，寬24．8厘米，長528厘米，絹本設色。該畫卷是北宋畫家張擇端僅見的存世精品，屬國寶級文物，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作品以長卷形式，採用散點透視構圖法，生動記錄了中國十二世紀城市生活的面貌，這在中國乃至世界繪畫史上都是獨一無二的。

(3)陳枚是個大美女小說擴展閱讀：

作品賞析：

《清明上河圖》描繪了北宋時期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的狀況，主要是汴京以及汴河兩岸的自然風光和繁榮景象。作者以長卷形式，採用散點透視的構圖法，將繁雜的景物納入統一而富於變化的圖畫中。

圖中所繪城廓市橋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其儀態而莫可數記，全副場面浩大，內容極為豐富，整幅畫作氣勢宏大、構圖嚴謹、筆法細致，充分表現了畫家對社會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藝術表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