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小說研究名詞解釋

『壹』 名詞解釋 「唐代詠俠詩」和「舊武俠小說」

唐代詠俠詩，是以唐代游俠階層作為描寫對象的唐詩。

舊武俠小說，又稱為舊派武俠小說，是指還珠樓主、王度廬、宮白羽等的章回武俠小說。是相對於以金庸、梁羽生為代表的「港台新派武俠小說」而講的。

『貳』 名詞解釋：角色扮演、勞動者、勞動爭議、社會保障、勞動關系、績效管理、企業文化、社會救助

勞動爭議勞動關系當事人之間因勞動的權利與義務發生分歧而引起的爭議，又稱勞動糾紛。其中有的屬於既定權利的爭議 ，即因適用勞動法和勞動合同、集體合同的既定內容而發生的爭議；有的屬於要求新的權利而出現的爭議，是因制定或變更勞動條件而發生的爭議。

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是指國家和社會在通過立法對國民收入進行分配和再分配，對社會成員特別是生活有特殊困難的人們的基本生活權利給予保障的社會安全制度。

勞動關系是指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包括各類企業、個體工商戶、事業單位等）在實現勞動過程中建立的社會經濟關系。從廣義上講，生活在城市和農村的任何勞動者與任何性質的用人單位之間因從事勞動而結成的社會關系都屬於勞動關系的范疇。從狹義上講，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勞動關系是指依照國家 勞動法律法規 規范的勞動法律關系，即雙方當事人是被一定的勞動法律規范所規定和確認的權利和義務聯系在一起的，其權利和義務的實現，是由國家強制力來保障的。勞動法律關系的一方（勞動者）必須加入某一個用人單位，成為該單位的一員，並參加單位的生產勞動，遵守單位內部的勞動規則；而另一方（用人單位）則必須按照勞動者的勞動數量或質量給付其報酬，提供工作條件，並不斷改進勞動者的物質文化生活。

所謂績效管理，是指各級管理者為了達到組織目標對各級部門和員工進行績效計劃制定、績效輔導實施、績效考核評價、績效反饋面談、績效目標提升的持續循環過程，績效管理的目的是持續提升組織和個人的績效。

企業文化，或稱組織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sational Culture），是一個組織由其價值觀、信念、儀式、符號、處事方式等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
廣義上說，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上說，文化是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組織機構與制度。而企業文化則是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全體員工所認同並遵守的、帶有本組織特點的使命、願景、宗旨、精神、價值觀和經營理念，以及這些理念在生產經營實踐、管理制度、員工行為方式與企業對外形象的體現的總和。它與文教、科研、軍事等組織的文化性質是不同的。

社會救助一詞，有些也稱為社會救濟。通常來說，救濟是一種消極的救貧濟窮措施，基於一種同情和慈善的心理，對貧困者行善施捨，多表現為暫時性的救濟措施；而救助則更多反映了一種積極的救困助貧措施，作為政府的責任而採取的長期性的救助。因此，政府的責任而採取的長期性的救助，是指國家對於遭受災害、失去勞動能力的公民以及低收入的公民給予特質救助，以維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一項社會保障制度。社會救助主要是對社會成員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其目標是扶危濟貧，救助社會脆弱群體，對象是社會的低收入人群和困難人群。社會救助體現了濃厚的人道主義思想，是社會保障的最後一道防護線和安全網。

『叄』 和金庸小說有關的四個名詞解釋

金學
是「金庸學」的簡稱。指香港新武俠小說派的開山鼻祖、中華名人--金庸先生形成的「金庸文化現象」---「金學」和金庸的武俠小說世界性的研究熱點。金庸迷，對金學的熱度可以紅學媲美。金庸武俠小說的歷史地位、奇特的金庸現象已引起文學史家注意，海內外「金學」蓬勃興起，尤其在台灣，「金學」研究轟轟烈烈，許多學者對金庸作品的理解及闡釋，深刻而獨特,稱其為「內涵挖掘不盡的神奇之作」。金學盛行和武俠小說泛濫、文壇浮躁分不開。金學，其開山祖師當屬金庸的同行、同事加同好------香港武俠小說家倪匡，20年前，呼「古今中外，空前絕後」。逐漸，金庸小說，被認為是文學的革命。同時，也產生了一大批金學家。
金庸，原名查良鏞，1924年2月出生於浙江省海寧縣。查家幾百年來名人輩出，領盡風騷，清朝皇帝康熙稱之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自1955年作《書劍恩仇錄》起，共著有15部[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越女劍）]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被譽為擁有讀者最多的華人作家...金庸武俠小說創造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一個難解之謎。上至政府首腦要員、文人墨客、學者教授，下至農夫民工小販，從中國到美利堅，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層出不窮的金庸迷。

另外「金學」也指：當代「辭賦訓詁考證學」的簡稱、「金石學」簡稱。

重「道」輕「器」：
道與器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哲學概念。重道輕器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集體無意識，深入到傳統文化的各方面，影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看待事物、理解社會人生的方法，也滲透到文學創作中。金庸武俠小說從總體看，流露出重道輕器的思想傾向，在文本中變形為重武學之道，輕器物；重內家功夫，輕外家功夫；重武學之道、悟道和道義，輕武功。金庸小說中的「道」，超出傳統道統的內涵，具有人文關懷，和對傳統文化精髓，以及對人間正義和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詢。

俠義精神：
金庸的小說側重於一個「俠」字，所以就不得不先提及金庸筆下幾個膾炙人口的主角，他們往往都是從亂世之中成就俠名的英雄，或是在列強蜂起，武林大亂，民不聊生，外患內憂不斷的兩宋，或是在時局跌宕，各地為王的明清之交，因而誕生了蕭峰、郭靖、楊過、張無忌、袁承志等等歷經風雨後終成偉名的俠士，所以把《天龍八部》，《射鵰英雄傳》等列為金庸最具盛名的代表作不是沒有道理的，這幾部小說中的主角已經突破了舊武俠小說中傳統俠客的作用，即不僅限於行俠仗義，更是要進一步為國家與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為了天下蒼生而奮不顧身，這也是儒教倫理所規定的俠之大者素有的風范，不知不覺中，這樣具有一定限制的儒教倫理已經成為了金庸武俠小說的精神龍骨，撐起了金庸筆下龐大的武林社會和政治王朝。「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英雄三部曲：

《射鵰英雄傳》、《神鵰俠侶》、《倚天屠龍記》合稱為「射鵰三部曲，後有學者認為這三部曲的名稱最好不叫做「射鵰三部曲」，而叫做「英雄三部曲」。第一部《射鵰英雄傳》又名《大漠英雄傳》，因是寫郭靖等英雄生於大漠，集於華山；生於江湖，功在社稷的故事；而其第二部《神鵰俠侶》則是寫神鵰俠楊過等英雄成長的經歷。同樣生於江湖而功於社稷，生於苦難而成於華山之巔；第三部《倚天屠龍記》中的張無忌等英雄人物亦同樣是可以「屠龍」，並且「倚天」，行俠於江湖、救民於水火的俠之大者。「俠之大者」正是這「英雄三部曲」最為相似之處。明眼人都或許會看到，在此「英雄三部曲」的最後一部《倚天屠龍記》完成之後，金庸筆下的人物固然還有俠與非俠、義與不義之分別，然而卻已沒有了那種「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純粹的英雄風范，《天龍八部》中的蕭峰與段譽等人亦可稱得上是大俠，卻已不再是如此「英雄三部曲」中的主人公那樣是一些理想的英雄，而是著重在其英雄人物的悲劇的命運及其不幸的人生。從而，我們不難證明，若論純粹的英雄、純粹的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則非此「英雄三部曲」 的三位主人公莫屬。進而，我們既然可以將之稱為「英雄三部曲」。

『肆』 什麼叫香港新派武俠小說

者眾多，這也是香港報刊的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報刊經營者的所思所<br>
想是如何投合讀者的趣味，增加銷量，連載武俠小說吸引讀者正是出自<br>
這一需求而出現的。<br>
香港新派武俠小說即是緣此而生。1952年，香港武術界太極門與白<br>
鶴門發生爭執，他們先在報紙上互相攻訐，後又約定在澳門新花園擂台<br>
比武，這件事轟動了整個香港，當地的報刊自然不肯放過對這場比賽的<br>
報導渲染。《今晚報》的編者借題發揮，向讀者預告從比賽的第二天起<br>
將有精彩的武俠小說連載滿足讀者，香港新派武俠小說的第一部作品梁<br>
羽生的《龍虎鬥京華》就這樣匆匆問世了。這一經營策略果然有效，小<br>
說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報紙的銷量自然也大增。金庸在自己的《書<br>
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名聲大噪後，自己獨立創辦《明報》，以<br>
自己的武俠小說吸引讀者，製造市場。金庸在《明報》連載的第一部武<br>
俠小說是《神鵰俠侶》，在《射鵰英雄傳》的盛名之下再寫這部續集實<br>
非易事，但事關《明報》的興衰，金庸不能不分外注意。在金庸的精心<br>
操作下，《神鵰俠侶》大獲成功，贏得了讀者的歡迎，《明報》也由此<br>
打開了銷路。金庸後來在談到他的武俠小說時，表示最喜歡這部《神鵰<br>
俠侶》，這種喜歡恐怕不完全是基於藝術上的原因，其中分明包含了他<br>
的事業成功的喜悅。<br>
梁羽生、金庸等人的武俠小說創作事實上首先是一種商業行為，新<br>
派武俠小說的形態也就不能不受到商業性的規定。研究新派武俠小說，<br>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視角，但從目下對新派武俠小說的研究來看，這一點<br>
似乎並未引起重視。<br>
新派武俠小說的誕生形式是報紙連載，這就要求作者趕時間、搶速<br>
度，到時候就一定要交出作品，不容遲疑。在這種作者沒有餘裕精雕細<br>
琢的情況下，小說中出現草率之處勢在難免。新派武俠小說中事理邏輯<br>
上的錯漏頗不缺乏，這一點已有不少人指出過，如金庸的朋友許希哲先<br>
生曾專門發表了《忙裡偷閑話武俠——讀金庸的「天龍八部」與「倚天<br>
屠龍記」隨筆》一文，（註：三毛等：《金庸百家談》，春風文藝出版<br>
社1987年11月第1版。）指出了《天龍八部》與《倚天屠龍記》兩部小<br>
說情節上的多處錯誤。金庸曾多次談到，他的小說自報刊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