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武俠小說文化的論文
Ⅰ 中學生該不該看武俠小說作文600字議論文
導語：武俠小說，顧名思義，是小說的一種。擁有「小說」這種文體的各種特點。比起其他種類的小說，武俠小說較容易讓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愛。但它到底適合學習負擔比較重的中學生嗎?下面是中學生該不該看武俠小說作文600字議論文，歡迎參考。眼下，在中學生當中關於該不該看武俠小說的問題有不少爭議。我認為，武俠小說尤其是金庸、古龍等名家的武俠小說值得一讀。
很多人認為小說俗，沒有價值。一些中學生也把讀武俠小說當成學習之餘調節身心，換換腦子或是打發時間的最佳辦法。雖然武俠小說屬於通俗文學，但內容多是關於生死、朋友、刀劍、大義、愛國、愛情、經濟、酒……一點也不俗氣，相反，不少主題還很高尚，使現代人缺少的美德。有人認為武俠小說太過血腥暴力，太殘酷，但這是「以暴易暴，以殺止殺」主題的體現，是維護正義的必要手段。還有人認為武俠小說太不真實，都是吹牛。那麼李白的詩句，什麼「白發三千丈」「黃河之水天上流」也有點太玄了。憑什麼李白的誇張就是浪漫主義，武俠小說的誇張就是吹牛呢?再有人認為武俠小說文字粗俗，那他一定是專讀以武俠小說為幌子的 *** 了。僅將小說文學當成消遣是不夠積極的。細讀武俠小說可以學到許多東西。一些大家的力作堪稱「網路全書」。以《天龍八部》為例，其中包括地理、歷史、圍棋、佛學、道學等知識。這裡面有很多東西是課本上根本學步到的。如果在讀武俠小說的同時注意吸取其中的知識那是大有裨益的。
有的中學生抱怨說看武俠小說會上癮，影響學習成績並導致視力下降。我認為這種現象不在少數，但問題不在武俠小說本身。事物本身並無好壞，決定好壞的是人。鴉片在好的醫生手中是上好的止痛、止瀉葯，在不法商販手中是「福壽膏」;武器在公安手中是保衛人民的工具，在歹徒手中是犯罪的凶器;權力在正直的人手中將是人民的福祉，在心術不正的人手中將是人民的禍害。同樣，武俠小說在一些中學生手中成了拖累，也只能找自己的原因。總不能「非我也，兵也」似的把責任推給武俠小說吧。人和動物最根本的區別是能剋制住自己。他們如果能剋制住自己，也就不會有上述情況發生了。
武俠小說只是眾多文學流派中的一種，並無可怕之處。中學生們如果能剋制住自己，在學習之餘，不妨讀一讀武俠小說，既能緩解疲勞，又能增長見識，何樂而不為?
對於在武俠小說方面純屬「 *** 」的我，現在不得不佩服我那「武林知識淵博」的同桌了。據說他修煉到了光寫看過的書的題目就能寫滿兩大張紙的境界，簡直如此如醉都坐了「武林盟主」的寶座。成績在班裡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他還整天沉浸在刀光劍影中不能自拔。
那麼我們該不該看武俠小說呢?我認為，不能!
首先，武俠小說本身純屬瞎編亂造，點穴能點死人?學了武功就會飛?打一拳，來一個五毒神掌一個人就一命嗚呼了?對於掌握了大量科學知識的我們來說，理應覺得可笑才對。
其次，武俠小說沒有相關的歷史依據，要麼背景是一個深山老林，要麼是邊塞大漠，幾乎沒有什麼不能與歷史資料相對，也不可能與之相對。
其三，武俠小說要花費不少的錢財，對於我們這些沒有經濟來源，只靠「寄生」生活的中學生來說，為了滿足看小說的慾望怎麼辦?借畢竟資源有限，也不能總借別人的，於是乎：坑、蒙、拐、騙、搶成了某些人的家常便飯。最終自己為自己設了圈套，被套進了監獄。
還有，武俠小說這么風靡，「偉大的盜版工作者」當然不能放過這么個絕好的機會，壓低市場價格成了錢財飛進腰包的通道，我們這些無產階級也又一次走進了近視眼的快車道，真不知什麼時候，某些人會嫌「四隻眼」不夠而戴上「八隻眼」。
最後，看這些東西會大大降低我們的學習效率與成績。不光我同桌，我們班，我們年級，我們學校，乃至河南省，全國無不例外。有些懺悔者寫到：「一看就迷上了，由最初的課下看，進而轉為上課看，看不完就帶回家看，晚上不敢開燈，就打著手電筒在被子里看。每看完一本，感覺自己好空虛，腦袋昏昏的，干什麼都提不起勁。可碰到一本新的，還想看，就這樣勉強上完初中，花高價上了高中，明亮如水的眼睛已戴上了厚厚的「酒瓶底」看世界已變得朦朦朧朧……
所以不用再多說了，看武俠小說對中學生的危害已不言而喻了。我們在政治課上剛學習了事物是有聯系的，是矛盾變化著的，就應該運用到此。為了看武俠小說，必然要與學習的時間相矛盾，一方滿足了，必然另一方得不到滿足。
為了我們的學業，為了我們的前途，為了我們的國家，我奉勸那些著迷者懸崖勒馬吧!把我們的青春浪費在血腥的打殺，無淵的恩仇之中是很不值得的。中學生真的不該看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顧名思義，是小說的一種。擁有「小說」這種文體的各種特點。比起其他種類的小說，武俠小說較容易讓人入迷，深受男孩子的喜愛。但它到底適合學習負擔比較重的中學生嗎?
首先，中學生較小學生和大學生來說，閑暇時間是比較少的，基本上午、下午、晚上都在學校，而且大部分學校都是不讓帶小說這種課外書的。就算帶進了學校，課間那麼短的時間也是不宜看武俠小說的，否則就會影響聽課的效果，學習總是要優先於玩樂的。放學後的休息時間也不是很多，大概就幾個小時，如果看武俠小說的話，你會發現時間過得很快，要是再控制不好時間，就會誤事，比如說看書看到深夜才發現作業還沒寫。我建議那些非常想看武俠小說的同學，等到放假吧，無論是雙休日還是長假都行，完成了一天的學習任務再去看，這樣家長肯定不會阻攔你看小說了。由於看武俠小說容易入迷，所以一定要先去學習，再去看書，順序一顛倒，可能就沒有心思去學習了。
其次，並不是所有的中學生都適合看武俠小說。武俠小說中有許多的打鬥場面，更有琳琅滿目的武術招式，而青少年的想像力和模仿力都比較強，有些人可能就會幻想自己是某某英雄，去模仿某些比較「帥」的招式、動作，輕則鬧笑話，重則會給自己和別人的身心造成傷害。幾乎每個中學生看過幾部武俠小說之後，總有想模仿的沖動，本人也不例外。我就曾經幻想過自己沖向迎面駛來的汽車，跳到車頂上做出各種高難度動作;也曾經想過怎樣一下就把人絆倒。我幻想的同時，也有另一種思想牽制著我，使我認為那中想法是愚蠢的、危險的和不切實際的，就不會去「實踐」。不過有些模仿能力過強的中學生還是不宜看武俠小說，要是看過之後就打人，就從高處往低處跳，這是沒資格看武俠小說的，不如去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總之，大部分中學生都不需要故意迴避武俠小說，放假期間看看也無妨，畢竟它是小說的一種，自有起存在的價值。
Ⅱ 我畢業論文想寫金庸小說裡面的中國傳統文化色彩
http://www.lusin.cn/book/jingyong/24/mydoc012.htm
一種新見解：金庸對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來越低」嗎？——追求「統系」，致入誤區——金庸小說中傳統文化由多元構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對傳統文化既有贊頌又有揚棄——黃葯師父女嘲諷了什麼？——袁崇煥、顧炎武、黃宗羲的例證——反正統並不等於反傳統一
金庸小說蘊含著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這是廣大讀者都會有的共同感覺。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
金庸武俠小說包涵著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歷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寫「義」為核心，寓文化於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這里涉及儒、釋、道、墨、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眾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如詩、詞、曲、賦、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棋藝等等。作者調動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深廣學養，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像陳世驤教授指出的《天龍八部》那種「悲天憫人」、博大崇高的格調，沒有作者對佛教哲學的真正會心，是很難達到的。我們還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像金庸小說那樣蘊藏著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內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1)
可以說，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俠小說的結果，同時又是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熏陶的產物。從金庸小說，我們可窺見墨家見義勇為的游俠精神，儒家的仁愛、王道與民本思想，還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無處不在的辯證方法。僅就文學本身而言，我們讀金庸小說，也常常不禁聯想到《莊子》那種瑰麗恣肆的神奇想像，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飛揚靈動的文學語言。它們都證明著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刻聯系。
但說到金庸小說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比方說，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間的看法顯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灣遠流公司出版的《絕品》一書中，舒國治先生的文章就說「金庸書中隱隱透出『文化空無感』」(2)，只是語焉不詳。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績的大陸學者陳墨先生，也在1994 年發表的《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說「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義（無論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陳墨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第一部書中的陳家洛，到第二部書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書中的胡斐、第四部書中的郭靖、第五部書中的楊過..在文化程度上明顯地一個不如一個。而後來的狄雲、石破天等主人公乾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許相當簡單：那就是金庸不喜歡儒生，不喜歡文人，不喜歡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還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不僅文化程度越來越低，而且越來越不通世故。這不僅表明作者對主流文化的一種否定，同時也是對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厭棄。」陳墨的結論是：金庸小說「從對儒生乃至一切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知識分子的懷疑和批判，發展到對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與非主流）的懷疑與批判，這是一條不容忽視的思想線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識的獨特之處和深刻之處。」
也就是說，在陳墨先生看來，金庸小說對傳統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劉衛國先生則在《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經脈》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認為《飛狐外傳》與《射鵰英雄傳》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俠義精神託孤給儒家」；由於對儒家思想的「反叛與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鵰俠侶》是金庸反叛儒家規范的一次半途而廢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這個「代表著儒家文化的『父親』終於被弒，表明金庸對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俠義精神全面沒落的深刻反省」；《天龍八部》體現了「佛法無邊」，但對慕容復、段正淳等依然「無能為力」；「到了《鹿鼎記》，金庸則為俠義精神唱出了最後的輓歌」，通過韋小寶這一「中國文化的怪胎」，「俠義精神最終被金庸親手埋葬」。
劉衛國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終點竟是徹底的失望」。這同樣認為金庸對傳統文化越來越採取了絕望和虛無的態度。
金庸小說果真像上面幾位先生說的那樣，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示了虛無、否定和絕望嗎？如果允許我們「跟著感覺走」，恐怕得不出這種結論。金庸幾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俠魂，謳歌義氣，他認為「中華民族所以歷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爭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系」(5)。具有這種認識的人，實在難以想像居然會對傳統文化採取「虛無」態度，居然會將俠義精神「親手埋葬」。
事實上，陳、劉二位都對金庸小說存在一些誤解，他們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雖有道理（陳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處），但總體結論很有偏頗。這樣的論斷同一般讀者的閱讀印象，距離實在太遠了！也和金庸小說的創作實際，距離太遠了！
金庸小說共十五種三十六冊，創作和改定的時間前後長達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創作《書劍恩仇錄》之初，就設想好未來要寫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題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樣構成一個龐大的形象體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寫一部構想一部（能多構想一兩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復自己而已。武俠小說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於具體設計，恐怕只能視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與周圍人物的相互關系，作品情節發展與主題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並非按作者事先設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順序排列的結果。況且作品實際情況也並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以金庸較晚的幾部小說主人公為例：《天龍八部》中段譽是大理國王子，他自己對鍾靈說：從小「爹爹請了一位老師教我念四書五經、詩詞歌賦，請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經」(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養；喬峰、虛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過一點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沖，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現的楊過、狄雲、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後的《鹿鼎記》，主人公除韋小寶外，還應該算上一個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將康熙與郭靖、喬峰並列為「男主角」
(7)）。金庸小說確有對中國傳統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決沒有陳墨先生所說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傾向。至於金庸思想有沒有劉衛國先生所稱從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終端卻是對傳統文化「徹底的絕望」這樣一個「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從《書劍恩仇錄》開始，實際上對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揚棄，既有繼承又有批判。後來他又研讀佛經，也剖析世俗文化，卻同樣沒有全盤地接受，當然也無所謂「徹底的失望」。金庸創作武俠小說，已過「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體已經打好，思想也趨於穩定和比較成熟，傳統文化在他的小說中是以綜合和融匯的形態存在的（這才使讀者感到他的小說具有豐富厚實的文化氣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說創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後探索市民文化與世俗文化，最終走向虛無、絕望。這些說法恐怕都是研究者為追求建立某種「體系」而對金庸作品求之過深、走向偏頗的結果。陳寅恪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所寫的審查報告中，曾說過一段發人深省的話：「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者，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8)這里說的雖是古代哲學史研究，其實在方法論上有普遍意義，對金庸小說與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樣適用的。
二
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在金庸小說里是以綜合的形態存在的，這包括多層含義。
首先，指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由多元所構成，儒、道、墨、法、釋乃至兵法家等各種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於不同的需要，通過藝術形象著重體現或發揮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幾家的若干觀點，他本人卻似乎並不特別偏向或執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傳統文化觀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說中往往不是單個地分離地存在的。比方說，他的小說贊美了儒墨兩家的人生態度，同時卻又肯定了佛道兩家的哲理精神：採取一種儒墨與佛道互補的態度。令狐沖那麼狂放灑脫，對師父卻總是畢恭畢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師重道的傳統道德，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體現，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觀念的不自覺流露。在愛國、重義、盡孝、尊師、守信這類基本道德觀念方面，金庸小說從儒墨兩家吸取很多，但在個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選擇上，作品又頗多佛道兩家的思想。了解傳統文化問題上的這種多元性，是正確把握金庸小說內容、防止和避免簡單化論斷的關鍵之一。
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在我們今天看來，他們的學說各自代表社會要求的一個側面。雖然相互間激烈地進行著爭論和斗爭，卻並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關系，倒是各有優長，可以相互補充。儒家強調個人對社會應負的責任，主張從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來保證「禮治」、實行「仁政」，以維持既定的社會秩序。孔子不贊成法治，而主張德治，他說：「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9)又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10)可見，他認為主要應該從道德教育上解決問題（所謂「克己復禮為仁」）。但道德教育當然不是萬能的，孔子沒有辦法時還是殺了少正卯。在國家、社會的管理方面，強調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對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補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樣只靠片面的嚴刑峻法，「樂以刑殺為威」，社會也可以失去彈性和生機，結果就如秦代那樣「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11)，全國變成一個沒有圍牆的大監獄，終於民怨沸騰，二世而亡。在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無為而治、愛惜民力、休養生息的主張更是對法家的重要補充。漢初有一段時間實行黃老之學，那實際是「外道內法」，結果社會經濟就發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漢武帝表面獨尊儒家，同時卻任用酷吏，加強社會控制，這是「陽儒陰法」，用漢宣帝的話來說也叫做「霸王道雜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於縱橫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戰略戰術，當然也是國家管理的一個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態度上非常入世，接近於儒，但它似乎更密切關心下層勞動者、小生產者的利益，喜歡干預社會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俠精神在漢武帝時代受到重大打擊（不少俠士被殺）。後來傳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貪欲、安定社會秩序、闡釋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總之，各家之學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補充，融會優長，體現文化生態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會治理上取得輝煌的成功。曾國藩號稱大儒，實際上吸取百家，他曾說：「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師，不可棄也。」(13)這話很有道理。
金庸小說正是兼容儒、墨、釋、道、法各家的。他的許多主人公，曾經出生入死，行俠仗義，豪氣干雲，最後卻又飄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踐儒墨之旨，復遵釋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寫的一篇文章中曾說： 漢唐之後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國人的思想也為之一變，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並行。中國一般知識分子年輕時積極關心世務和大眾，以天下為己任，當在現實環境中碰得頭破血流之後，有的仍然衣帶漸寬終不悔，有的不免趨於遁世與消極。..
我在三十歲稍過後開始寫武俠小說，所描寫的男主角為數眾多，個性和遭遇頗為繁復。但寫到最後，男主角的結局通常不出於兩途：或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或飄然而去，遁世隱居。大概由於我從小就對范蠡、張良一類高人十分欽仰，而少年時代的顛沛流離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覺之間，我筆下郭靖、喬峰、康熙一類的人物寫得較少，多數以另一類的歸宿為結局。從《書劍》的陳家洛、《碧血劍》的袁承志，以至《射鵰》的王重陽、《倚天》的張無忌、《神鵰》的楊過、《笑傲》的令狐沖、《天龍》的虛竹、段譽（他雖然做了大理國的皇帝，後來還是出家為僧），直到最後一部《鹿鼎記》仍是如此。韋小寶貴為公爵，深得皇帝寵幸，還是選擇了逃避隱居。
結局如何，主要是根據人物的基本個性而發展出來。重視責任和社會規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條路；追求個性解放之人多半會走第二條路。..以兼善天下為目標的是我小說中的第一類男主角，第二類男主角則在努力一番之後遭到挫敗感意興闌珊，就獨善其身了。「且自逍遙沒人管」（《天龍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個性解放、自由灑脫，似乎另有一番積極意義。儒家的「獨善其身」則有較強的道德內涵。(14)
可見，即使都是隱居，也還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間的區別，同時又採取兼容態度的。
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鵰英雄傳》和《神鵰俠侶》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單純歸結為儒家文化的一個典型，這在我看來不免有些簡單。郭靖身上當然有儒家思想的影響，但同時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兩家在春秋末戰國初都曾是顯學，思想亦有相通之處（都主張仁義）。唐代韓愈曾說：「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然而具體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許更多些。儒家和墨家雖然都主張「以天下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墨子說：「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郭靖正是自覺地這樣做的。他抗元幾十年，不畏勞苦，排除萬難，捨身救世。墨家對戰爭與和平這類關聯千千萬萬人的重大問題往往特別關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對侵略戰爭，反對成吉思汗殘殺百姓，也頗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養出的那種質朴、苦幹、實心眼、死心眼，也頗具墨家氣質。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麼傻。除非在涉及氣節一類問題上，儒家一般並不主張拚命硬幹，他們有比較圓通的一面。連孔子都說，「道不行則乘桴浮於海」；他還稱贊：「寧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15)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在這點上，儒家有點接近於道家，而不同於墨家。對墨家，古人有雲：
「墨子之徒，世謂熱腹」，「墨子之徒，專務救人」(16)，他們是一批熱心腸人，真會拚命硬乾的。正因為這樣，墨家對後代的俠士頗有影響，許多游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嚴厲制止楊過與師父小龍女戀愛）外，思想氣質更像墨家。他至少是個兼容儒墨文化影響的俠士形象。我們決不能僅憑一個英雄人物入世就認為是儒家，出世就認為是道家，實際情形相當復雜，要進行具體分析。金庸自己在談到入世的俠士、英雄時，是把儒家、墨家並提的，他說：「中國的傳統思想是儒家與墨家，兩者都教人盡力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極致是『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武俠小說的基本傳統，也就是表達這種哲學思想。」(17)這段話寫在1989 年， 可見金庸從未對儒家絕望（岳不群是偽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對儒墨同樣看重。我們分析作品和人物時，實在需要細心一點。
如果說郭靖的俠義精神兼容墨儒兩種思想的話，那麼，《鹿鼎記》中的康熙，就可以說是融合了儒家與法家文化優長的「明君」形象。
康熙確實是《鹿鼎記》的真正主角。金庸寫近乎愚忠的陳近南和帶點流氣的韋小寶時，都用了諷刺筆法，對吳三桂、沐王府、鄭克爽以及神龍教系統的人物更加不在話下，唯獨對康熙卻都是正面寫來。小說從他與鰲拜的斗爭中寫了他經受磨練，漸次成長；從他與親人（順治、太後、建寧公主）的關系以及與韋小寶相處中寫出他睿智而又親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憂國憂時，勤政愛民，仁厚大度，盡量減輕百姓負擔。得知台灣遭遇嚴重台風災害時，還要縮減宮中開支去賑濟。有人為《明夷待訪錄》的事誣告黃宗羲，想陷之於文字獄，康熙為黃宗羲辯誣。康熙治國也採取不少法家乃至縱橫家的辦法，如嚴於執法，講究權術智謀，甚至任用秘密情報人員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牽著鼻子走，只讓他們為自己所用。對韋小寶，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監視，後來當面揭破他的天地會香主身分，使韋小寶嚇出一身冷汗，將他玩弄於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韋小寶面前坦誠地說：「我做中國皇帝，雖然說不上什麼堯舜禹湯，可是愛惜百姓，勵精圖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個比我更加好的？」這番話大體符合歷史真實，決非自我吹噓。如果跳出狹隘的漢族立場，必須承認康熙合乎儒法兩家「聖君」的標准。金庸對康熙的評價，事實上非常接近於歷史唯物主義。讀《鹿鼎記》而只看見一個韋小寶，看不見康熙，還認為金庸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寫越低，或者認為金庸越到後來越是對傳統文化絕望，那真有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了。
看來，《鹿鼎記》與金庸以前小說的不同，是在創作風格有所改變以及主人公從俠士換成了皇帝，而不在「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對傳統文化的態度有什麼變化。《鹿鼎記》的出現，標志著金庸的視野由武俠小說向歷史小說轉移。聽說金庸現在正准備寫秦末漢初的歷史小說，這一意願如能實現，那麼《鹿鼎記》就不像過去所說是金庸小說創作的「封筆」或「結束」，而恰恰成為一個新的創作階段的開端。
Ⅲ 我的畢業論文是寫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俠義精神，誰能給我篇範文
淺論金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內容提要：金庸小說風靡一時，近幾年更是作為影視作品的題材被反復使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庸小說已經不是單純模式上的武俠小說。但是讀者們更為津津樂道的、更為著迷的還是金庸筆下的俠義故事、英雄俠士。本文擬對金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和俠義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從另外的角度解讀金庸小說。
關鍵詞：小說分析 金庸 俠義精神 文化研究
資料來源：淺論金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上)
2006-04-06 15:52:52
大中小
內容提要：金庸小說風靡一時，近幾年更是作為影視作品的題材被反復使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庸小說已經不是單純模式上的武俠小說。但是讀者們更為津津樂道的、更為著迷的還是金庸筆下的俠義故事、英雄俠士。本文擬對金庸小說中的俠義精神和俠義人物作出分析，希望能從另外的角度解讀金庸小說。
關鍵詞：小說分析 金庸 俠義精神 文化研究
現在對金庸小說的定性似乎很難用簡單的「武俠小說」來說明問題了。從地攤讀物到文學研究的經典文本，金庸小說從俗到雅的轉變除了人們或大眾的閱讀尺度的放鬆，很大一部分也與金庸小說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內涵有關系。陳墨先生的《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一書，從「文化知識論」和「文化精神論」兩個部分，很詳細地論述了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天然關系。①其實，金庸小說所包含的文化內涵不單單僅限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還包括西方文化的傳統，比如情節的構思、西化語言的運用、電影手法的運用等等，還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畫，都與西方文化有著扯不斷的關系。
當然，作為華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還是在於中國的傳統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說，時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國，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俠客，表現的主題也都是在此基礎上鋪衍開來的俠義故事。所以說，俠義精神是金庸小說中的精神母題。
「俠義」二字，按我個人的理解，應該分成「俠」和「義」兩個部分。俠文化是中國文化中最獨特的一部分，也是較能體現只能中國文化本質的一部分。中國古代對於「俠」的理解可謂是大相徑庭，韓非認為「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司馬遷則不以為然，他說「救人於厄，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並做《游俠列傳》為俠客高唱贊歌；李白的《俠客行》也對俠客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而「義」則是儒家的基本論點之一，「仁義禮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國人看來，一個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個極重信義之人，一個若是大奸大惡，那肯定也是個沒有義氣的人。韋小寶說的更加明白：「一個人若不講義氣，那還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說，可以說很成功，很精彩地發揮和闡釋了中國人精神深處的俠義觀念，當然他的小說流傳之廣，讀者之眾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傳統的小說很早就滲透著俠義的精神，宋代的話本小說就有專門講述俠義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滸傳》可以說就是這個俠義傳統的成就。真正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可以追溯到唐人傳奇《聶隱娘》，清代的公案小說從某個角度來說，也有武俠小說的影子。近代是武俠小說鼎盛發展的時期，平江不肖生、還珠樓主等作者層出不窮，一直到現代的金庸、古龍、梁羽生等，武俠小說可謂興盛不衰、蔚為大觀。當然，對武俠小說的看法可以說是毀譽參半，正統學者的批評不勝枚舉，但是老百姓們可不管那麼多，他們喜歡俠義故事，他們喜歡俠義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極端痛苦，貪官巫吏為所欲為，老百姓無奈之餘，就希望有伸張正義、扶危濟困的英雄俠士來拯救他們。從西方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心中都有一個「英雄情結」，或稱「在上情結」，西方文學的源頭就是「英雄史詩」，許多讀者在閱讀武俠小說的時候，都會有代入的現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為書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結」的自我滿足。
在金庸的小說中，俠義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闡釋，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俠小說，塑造了許許多多的形象。「俠」可以說是其中著力塑造的重點，根據金庸先生自己的觀點：「俠與英雄的區別在於俠士可以不顧於自己的利益，可以為正義、為社會、為國家犧牲自己。俠士有一點，就是為了別人利益可以不顧自己的利益。」（按：根據筆者采訪金庸先生錄音整理）《射鵰英雄傳》里的郭靖，就是在各類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樂道的「真正的俠」，「對國家忠，對朋友義，對愛情貞」，這是郭靖一生貫穿不便的原則。在《神鵰俠侶》中，他助守襄陽，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說正是在實踐他自己所說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時的郭靖其實已經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國家興亡，百姓疾苦與自身聯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稱郭靖「郭大俠」，這並不是因為他武功高，而是因為他為國為民的情懷；《神鵰俠侶》中的魯有腳，武功並不算一流，但就是因為他領導丐幫抗擊蒙古，所以人人也稱他「魯老俠」。在金庸的觀念里，一個人若要成為俠，不在於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於他是否為國家，為百姓作出了怎樣的貢獻，或是他為正義，為他人作出了什麼。從這里可以看出，與傳統文化的「俠」相比，金庸賦予「俠」更多的責任感和正義感。李白的《俠客行》有雲：「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為輕」，古代的俠士可以為報知遇之恩捨生忘死，像荊軻，像專諸，像聶政，與其說他們是俠客，倒不如說他們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為了報答知遇對方來實現自己的自身價值，比如荊軻，他去刺秦決不是想到刺殺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殺秦王能報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謂「士為知己者死。」
縱觀金庸的15部武俠小說，從《書劍恩仇錄》的陳家洛到《鹿鼎記》的陳近南，每可稱之為俠的人都曾經為國家、為他人、為正義而奮不顧身：陳家洛是反清組織的頭目，為了反清復明不惜拋棄自己心愛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將袁崇煥的兒子，名為承志，所作所為當然也是子承父業；胡斐只因惡霸鳳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喬峰更是為了宋遼兩國息戰，百姓免於戰火而自盡而亡；陳近南一生鞠躬盡瘁，為的是光復大明的江山。以上所舉的例子，金庸在小說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並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飛狐外傳》中的趙半山說的好「咱們學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無愧於天地，那麼武功高點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這句話說的通俗一點，似乎可以理解為「練武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這也可以說是金庸小說對於「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與「俠」相應的是「義」。如果說「俠」是金庸小說的血肉的話，那麼「義」則是「俠」的靈魂，是金庸小說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個方面。②圍繞著「義」，金庸小說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個豪氣干雲的故事。《雪山飛狐》中胡一刀、苗人鳳英雄惺惺相惜的義氣；《射鵰英雄傳》中丘處機和郭嘯天、楊鐵心的義氣；《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劉正風和魔教長老曲洋的琴蕭結義；直至《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在康熙和天地會之間來回，從頭到尾，他也沒有作過對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俠小說中常描寫到幫會、社團。他們集結的一個根本的原則就是要講義氣，是喝過血酒，拜過關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為人不齒的。在金庸看來，「義」的一個重要內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膽相照，惺惺相惜，一諾千金，不負於人。③在《韋小寶這個小傢伙》一文中，金庸寫道：「中國人講義氣，是中華民族能夠保存下來而且發揚壯大的一個重要因素。重視情義當然是好事。。。。。。一個人群和諧團結、互相愛護，在環境發生變化時盡量採取合理的方式與之適應，這樣一個人群，在與別的人群斗爭時自然無往而不利，歷久而常勝。」 ④
當然，金庸小說的「義」和一般的哥們義氣自然是不一樣的，舊派小說一味強調無原則的江湖義氣，快意恩仇，這在金庸小說里是看不到的。因為所有的義氣必須有一個前提------「正義」，與正義相聯系，或以正義為基礎，有時為了維護正義，當然「大義滅親」也是難免、義不容辭了。《神鵰俠侶》中楊過在不明殺父真相的情況下，屢次欲殺郭靖，但是當了解到父親楊康的可惡行徑之後，馬上就放棄了報仇的念頭；《倚天屠龍記》中宋青書殺害師叔莫聲谷，父親宋遠橋最終也是大義滅親，成就師兄弟的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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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3-05 17:25:13 來自: 丹丘生 (重慶)
提起武俠這個詞，想必各位都是耳熟能詳的，這已經是我們生活中常用的一個基本詞彙了。但是這個詞彙所包含的內容，「武俠」這個詞所指的那種人，大家可能會覺得比較神秘。「武俠」這是很不容易的一種人，既要身懷絕技，又要道德情操高尚，好像還帶有一點神秘色彩，高來高去的，平時生活中好像不容易遇到。所以武俠，總是給人以某種神秘感。武俠這種人真的是那麼神秘嗎？真的是離我們很遠？真的是在我們生活之外很遙遠的一個地方藏著，只在我們睡覺的時候出來嗎？其實可能不是這樣的，其實武俠作為一種現實生活中的人，它的起源是很早的，或者可以說，自從有了人類社會，自從出現了國家，出現了階級，出現了一個階級對其他階級的壓迫，出現了社會不公正，出現了不公平的時候，從那一天開始，就已經有武俠了。所以這種人物，才永遠地存在於廣大民眾的夢幻之中。我們有一句俗話叫「日有所思，夜有所夢」，凡是我們所夢想的東西，它不可能是毫無現實生活的根據的。
武俠到底是什麼時候起源的？如果講起學問來，這是很復雜的，學術界有很多不同的探討。我介紹一種意見，他們認為，武俠的精神最早來自於墨家的精神。我們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法家、農家、墨家，很多家。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武俠是不是來自於儒家？也有這樣看的，因為儒家有一種精神，叫做「知其不可而為之」，比如，在孔夫子身上就有這種精神，「知其不可而為之」，知道這個事情不一定能夠成功，但是因為它是正義的，我就要做它，即使不成功，我也要做到底，這是一種英雄主義精神。應該說，在儒家的思想裡面，也有一定的這種俠的精神的反映。但是，比較之下，墨家似乎更具有這種精神。墨子他提倡一種精神，叫做「兼愛」，用我們今天的思想去理解，他的主要意思是說，犧牲一點個人的利益，去為他人謀福利。
所以說，墨家似乎比儒家更具有犧牲精神，儒家還講一點中庸之道，而墨子所提倡的犧牲自己，為天下蒼生謀福利的精神，似乎是比較早的俠義精神的體現。至於說，很具體地論述「俠」這個概念的，也有一些著作。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韓非子。
韓非子他是一個知識分子，但同時是一個官僚，他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為君王出謀劃策，他反對俠。韓非子有一篇文章叫《五蠹》，裡面有一段話，表達了對「俠」的否定，對「俠」的概念的這種否定。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叫做「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這是一句對仗的話，把儒--知識分子，和俠進行對比，這兩個呢，一個是以文亂法，一個是以武犯禁。在韓非子看來，儒和俠都不是什麼好東西，都是壞東西。也就是說，在統治者的眼裡，知識分子和俠一樣，都是討厭的東西，都屬於擾亂社會秩序，不讓統治者好好睡覺的人，統治者把國家搞得安定團結的，偏偏有一種人叫知識分子，還有一種人叫俠，整天出來搗亂。知識分子成天提意見，說這兒不好，那兒不好，這堵車，那兒不公正，知識分子成天提意見；而俠他不提意見，他直接搗亂，他直接越過「警察」，自己去維持「交通秩序」，所以這些傢伙，在韓非子看來，都屬於社會的蠹蟲，應該大力鎮壓。我們看韓非子這個立場，他是很簡單地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論述俠和儒的。他的這些觀點，我們今天當然不能夠認同。
不過，他從反面，也指出了俠的一個功能，他的立場，雖然我們不能贊同，但是他把儒和俠最早聯系起來這個思想，我們可以說，它是很深刻的。從韓非子的話中，給我們一個啟示，俠的社會功能，和文人是很接近的，他們都是為社會鳴不平的。那麼俠和知識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持批評態度，從批評的角度，一樣來推動社會前進。所以一般看來，我們覺得，文人和武人似乎是兩端的，離得很遠哪。古代上朝的時候，文東武西，兩班站立，好像是兩端，其實不然，恰恰文人和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北京大學的陳平原教授，他有一本書，是研究武俠小說的，名字就叫做《千古文人俠客夢》，這個名字很好，《千古文人俠客夢》，恰恰是文人，最喜歡做俠客夢。俠客，我們今天在現實生活中很少見到，我們主要是從小說中見到的，而小說都是文人寫的，俠客形象都是文人塑造出來的，所以俠和文聯系得是非常緊的。如果我們說到武俠小說中，俠義精神的起源，最早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一些篇章，被認為是武俠文學的最早的源頭。那還不是正式的武俠小說，但是是武俠文學的一個源頭。那麼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是怎麼論述「俠」的呢？在《史記》中有兩個「列傳」，一個叫《刺客列傳》，一個叫《游俠列傳》。司馬遷他的原話說：「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這段論述，是對武俠精神很好地概括。但是我們注意一點，司馬遷這里沒有提到武，也就是說，在司馬遷看來，俠是可以沒有武的。我們今天一說，就是武俠武俠，似乎俠都必須有武，都必須有一點過人的本事，其實俠是可以沒有武的。那麼司馬遷論述俠的特點，說他們的主要特徵是，言行不合乎社會主流。不是說領導說什麼，他馬上就跟著說什麼。但是他們做事，是「言必信，行必果」，這人講義氣，說話算數，男子漢大丈夫。然後是「不愛其軀」，就是不過分地愛惜自己的生命。
我們今天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看成第一重要，自己不能受一點損害，在公共汽車上被人家擠了一下，就要吵起來，過分地愛惜自己的身體。那麼俠客呢，是不過分愛惜自己的身體，首先考慮的是，幫助別人解決困難；「存亡死生」，救了別人的生命之後呢，又「不矜其能」，不誇耀自己，不要老惦記它。昨天是我幫了你的忙，那天我還幫你買菜了呢；上次我救了你家孩子一命……很少提這些事，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做了好事拂袖而去，做了好事不留名。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謬論」，我到處傳播這個「謬論」，我說，我們中國二十世紀，最大的俠是誰呢？就是雷鋒，雷鋒是我們中國當代的「第一大俠」。我第一次在北京大學發表我這個「謬論」的時候，學生們也不理解。他們說，雷鋒怎麼是俠呢？雷鋒他也不會武功啊！雷鋒雖然是個解放軍，他也沒打過仗啊，他是個開汽車的解放軍啊。那麼我跟同學們講，是不是俠，跟他會不會打仗，跟他會不會武功，沒有關系，只要他能犧牲自己的利益，為別人謀利益，「雷鋒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車」。瓢潑大雨之夜，看見婦女抱著小孩，他幫助她送回家去，幫助老大娘過馬路；自己攢的錢寄給災區，這不是俠，是什麼？這就是俠！人們為什麼被雷鋒精神感動？為什麼喜歡個子不高，胖乎乎，普通的解放軍戰士呢？是因為他身上有俠的精神，大家覺得，這個東西了不起！所以學雷鋒才學得起來，而不是說，他一定要身懷絕技，才去學他。
那麼，古代有很多--今天看起來是「武俠小說」的作品。在當時並不叫「武俠小說」，當時沒有這個名字，當時都是有種種其他的名字。「武俠小說」這個概念，是二十世紀以後，我們為了進行學術研究的方便而發明的一個術語。比如說，在《唐傳奇》里邊，就有很多武俠題材的作品。只不過當時不叫武俠，有的是寫一種很神奇的武功，它是偏重於武俠中的武這一面；有的是寫一種很不平常地幫助別人的一種俠行義舉。唐朝之後呢，到了宋朝，宋朝的小說裡面也有很多「公案小說」，「公案小說」裡面有一些武俠人物。這些武俠人物的精神，跟唐朝比呢，略有遜色。總之，是武俠在現實生活中和在文學作品中的發展，似乎有一個走下坡路的趨勢。其實，是隨著封建國家機器的強大，國家機器越來越強大，所以俠的生存空間就越來越小，很多事不用你管了，國家有強大的國家機器，有警察，有軍隊。那麼到了明朝初年的時候，中國千百年來積累的武俠文學的資源，匯聚起來，產生了一部古代最傑出的，最著名的武俠小說，這部小說就是《水滸傳》。
那麼《水滸傳》，以前我們把它叫做公案，後來的文學史也把它叫做「英雄傳奇」，這都是對的，它是英雄傳奇小說。但是如果我們從武俠小說的角度來看呢，《水滸傳》也是古代最優秀的武俠小說的代表。我們今天想一想，《水滸傳》中的英雄人物，那不都是標準的一個一個的武俠嗎！要武有武，要俠有俠，它所弘揚的精神，也是正宗的武俠精神。所以《水滸傳》給了後世無數的武俠小說以思想的和藝術的啟迪。一直到清朝的時候，武俠小說都在不斷地發展。
比如，清朝後來就出現了像《三俠武義》、《七俠武義》這樣一系列的作品。還有著名的，像《兒女英雄傳》、《好逑傳》。到了這部分小說，慢慢出現了一個「英雄加兒女」的模式，有男俠客，也有女俠客，或者俠客旁邊有一個美人。可是到了清朝晚期的時候，隨著中國封建社會走向沒落，或者說，走向最黑暗的時候，武俠小說也一蹶不振，長期沒有很優秀的作品出現，而且更要命的是武俠小說中的俠客形象一落千丈。俠客本來應該是一個自由的、光輝萬丈的英雄，可是到了晚清的小說里，武俠都成了朝廷的鷹犬，成了朝廷的爪牙。
我們想，武俠一開始是什麼人呢？按照司馬遷的那種寫法，是社會上的閑散人員。我們不要以為，社會閑散人員是一個單純的貶義詞，閑散人員里邊有壞人，但是也有好人。這些俠客是憑著自己的良心，為社會鳴不平，他看見統治者做得不對，他就出來幫助弱者，拔刀相助。一開始，俠客應該跟朝廷，跟秩序是處在對立面的，他應該是跟朝廷作對的。所以韓非子才說「俠以武犯禁」，仗著自己有一點功夫，就來破壞法制建設。韓非子是這樣批評他們的。正因為他跟朝廷是對立的，所以歷朝歷代都要大力地鎮壓俠客，特別是鎮壓武俠。那麼鎮壓來鎮壓去，殺的殺了，死的死了，還有一部分就被朝廷收買了，收買了就把他融進了國家機器，國家機器把他吃進去了。這些俠客就變成了朝廷的人員，變成了「捕快」。
所以我們看，清朝末期有很多小說，都叫什麼「公案」--《於公案》、《包公案》、《施公案》、《劉公案》。那麼這些公案小說裡面的第一主人公，都是一個政府官員，都是一個政府的清官。這些小說里的俠客，一個一個都被招安了。招安了之後，就變成了包公身邊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我們一看京劇，包公一開頭就叫張龍、趙虎、王朝、馬漢，那麼這些人物一旦變成了「張龍、趙虎」，他就沒有光彩了，他就不具備英雄的色彩。我們今天看戲，我們去看包公戲，誰去注意台上王朝、馬漢的形象呢？沒人注意，他站在那兒就是一龍套，今兒這演員病了，換一演員還能演，我們並不提意見，我們只對包公這個形象加以格外地注意，光彩人物是包公。而包公是什麼人呢？包公是政府的一個高級領導人，開封府尹，只不過他是一個清正廉明的高級領導人而已，他是一個大清官。那麼人民為什麼要看包公戲？為什麼需要包公？就是因為社會不公正，法律不健全，經常有冤假錯案，可是除了冤假錯案，人民不去呼喚法律健全，而是呼喚包公，希望統治集團內部出現清官，來幫助自己解決問題。那麼這種幻想反過來又加劇了法制的不健全。解決這個問題必須靠一套制度，靠一套辦法，靠一套規章制度。但是老百姓天天不幻想這個，而去幻想包公。所以只能滿足一種夢幻中的需要。那麼到了「包公」鋪天蓋地的時候，武俠就隱沒了。
可是由於晚清時中國面臨著民族危亡問題，雖然武俠小說中俠客形象一蹶不振，但是在現實生活中，這個民族卻越來越需要俠的精神。
就在晚清的革命運動中，比如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同盟會，這些人中開始重新鼓吹武俠精神。包括魯迅等人，他們都很推崇一種帶有俠義色彩的鐵血精神。晚清的革命黨人，從武俠的角度看，普遍都是一種俠義，「俠義道」的精神。比如說，我們知道著名的革命黨秋瑾，秋瑾女士她有一個號，叫鑒湖女俠，自號鑒湖女俠。其實很多革命黨都是起了這樣一個帶有武俠精神的號，以俠客精神自詡。他們認為，要改變當時中國的現實，非有一腔俠義精神不可。
我們都知道譚嗣同的故事，譚嗣同他自己願意，為了變法而流血，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中國變法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因為沒有人流血犧牲，他說「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如果中國需要這樣的人，「請自嗣同始」--請從我譚嗣同開始。所以他可以逃命而不逃命，他留下來慷慨就義。這種俠義精神是很感人的。
那麼在晚清的時候，俠義精神在現實生活中，開始逐漸地復甦，國人就認識到，中國之所以不昌不盛，是跟俠義精神的墮落有關系，國家腐敗了，沒有人出來挽救山河。我們看，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革命，它是很悲壯。我們看，辛亥革命之前，孫中山等革命黨領導了一次又一次起義，這些起義大多數失敗了--其實看上去是明明要失敗的，不過是在海外募集了一點錢，然後回來製造炸彈，然後找幾十個人，懷里揣著炸彈，弄一小筐，筐里放了些炸彈，就去攻打總督衙門，那能勝利嗎？如果用統治者的話來說，這不是來送死嗎？所以這些起義大部分都是寡不敵眾，這些革命黨大多數都成了烈士，包括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從軍事上看，他們成功的可能性極小，但是一次又一次這樣的犧牲，它積累起一種思想意義，能夠喚醒國人。所以我們如果去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時候，看那些辛亥革命的英雄的時候，是會非常非常感動的，因為他們自己去的時候就知道要失敗，要死。很多朋友可能還讀過林覺民的《與妻書》。我們看《與妻書》里寫的，就是這樣一種精神。知道自己不能回來了，他已經告訴自己的妻子，以後可以改嫁。明明知道是以卵擊石，但是他就是要拋棄自己那樣幸福的愛情生活。所以說，這些人是現實生活中的活生生的俠客。
那麼到武俠小說中的這種俠義精神的恢復，是要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出現了新的武俠小說，我們後來把它叫做「現代武俠小說」。可能一些年紀大的朋友，可能會熟悉這樣的名字。比如說，平江不肖生，可能有年紀大的朋友會讀過。還有還珠樓主，這樣的名字可能你們知道。
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出現了《江湖奇俠傳》為代表的新的武俠小說。後來就慢慢地進入一種繁榮階段，出現了像平江不肖生，他的本名叫向愷然。他有一個重要作品，叫《近代俠義英雄傳》。這個小說裡面有兩個主要人物，一個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霍元甲，霍元甲的形象是在這里塑造的；還有一個，也是歷史上的真人，叫大刀王五，就是當年和譚嗣同有過來往的這樣一個江湖奇人。霍元甲和大刀王五都是現實生活中的真人。在這部小說中，平江不肖生，把霍元甲塑造成一個，為國為民的大俠形象。其中，有一段主要情節是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這個後來很多影視作品，都吸取素材加以渲染，霍元甲跟外國大力士打擂比武，並取得勝利的。這個情節，它是現實生活中的真的事情，也是當時很轟動的新聞。在這個小說中，他寫霍元甲三打外國大力士，他寫霍元甲的目的，是為了不讓國人受辱。其實，正宗的武林界的大俠，他是不輕易出來走動的，不輕易出來參與俗事的，每天經常出來參與各種媒體，參與各種集會，這些人往往不是大俠，有一部分可能是騙子；不是騙子，也不是修養很高的人。我小時候接觸過很多武術界的朋友，真正有功夫的人，他是不出名的，輕易不打架的，跟別人發生沖突，他都是忍耐的，不求名，不求利。像霍元甲這種人，本來也是應該安安穩穩地，過自己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實在看不下去，這個外國大力士在擂台上公開地侮辱中國人，所以他要為國雪恥，不讓國人受辱，所以他才出來。所以他說，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呢，無端找他們這種受人豢養，供人驅使的大力士比武，實不值得。霍元甲自己也認為，這個事情是有失我的身份的，他看不起這些大力士，這些所謂「大力士」就是受人豢養的，到這兒來表演掙錢的，我跟他們比武，不是失了身份嗎？多跌份哪！為什麼還要出來去比呢？是實在忍不下這口惡氣。那麼霍元甲在為國雪恥的同時，沒有走到另一個極端，他沒有因此，就是打敗了外國大力士之後，就說明我們中國人強，外國人不行，他沒有這樣。所以他並不是盲目排外的民族自大狂。
而霍元甲所說的「報國」的這個「國」，並不是朝廷，而是中華民族。他說：「至於大清的江山，也用不著我們當小百姓的幫扶。」這個小說里邊，寫的霍元甲形象，是非常理智的，非常清楚，我報國，我為國雪恥，是這個民族，不是那個朝廷。所以這裡面，就表現出平江不肖生這個作家，他所推崇的俠義精神。其實是一種人民性，是一種出乎天地正氣，為國為民的大俠精神。
而現代武俠小說，從一開始所奠定的現代武俠精神，後來在梁羽生、金庸那裡，都得到了繼承和光大。所以我一再說，梁羽生、金庸他們都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他們許多基本東西都是一代一代傳承下來的，他們只不過接過來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