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武俠小說的內涵

㈠ 金庸的語言特色是什麼

觀金庸的武俠作品的文學語言，感覺最大的一個特點那就是——「朴」。朴實的近乎老實簡單，幾乎沒有華麗的詞綴，也沒有多少醒人的警句格言。但是每一回的翻閱，卻總能咀嚼出許多新的東西。

㈡ 求武俠文學的文學特徵!

武俠文學的文學特徵
武俠小說在70年代興起於港台地區，由金庸、古龍、梁羽生、溫瑞安等人推動，成為通俗文學界的熱門。有人認為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梁燕城則認為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的流行文學作品，但要以學術眼光定位金、古、梁、溫等人的武俠作品存在相當難度。武俠小說具有獨特的文學特色，其氣魄之大、描述技巧之奇、反映人性之深，使其不僅僅是通俗流行小說，也不純粹是純文學作品，而是具有某些通俗和吸引大眾的因素，如怪異的情節和探險歷奇故事等。武俠小說體現了中國社會的民族文化和民眾心理，是一種「成人儀式」模式的表現，反映了人類對「重返伊甸園」情結的嚮往和訴求。
武俠小說的「成人儀式」根據普洛普的觀點，包含了一些常見情節，如復仇、練武、尋寶、遭遇難關、得到高人相助、除魔衛道等。主人公通常是涉世不深的少年人，具有超群的武藝和智慧，經歷一系列生死攸關的考驗，最終獲得身份確認，成就一番功業。這種「成人儀式」模式類似於未開化部族社會中對適齡青年進行的考驗，象徵著年輕人的「死亡」與「再生」。
武俠小說的結局往往是主人公選擇與愛侶攜手歸隱，作者也常以模糊的表述來描述主人公的去向。這種歸隱不同於佛、道兩家所開啟的「出家」之路，而是一種自我放逐和對個人感情生活的追求，是一種溫情脈脈的逃避。這種歸隱與重返伊甸園有著密切的內在關聯，體現了人類對「重返伊甸園」的嚮往。在這種樂園中，人類可以回復到最初被放逐前的純潔，男女兩性和諧，才是最完滿的世界。
武俠小說的長盛不衰，被稱為「成人的童話」，背後蘊含著深刻的內涵，值得深思。它不僅具有通俗流行小說的特點，還融合了獨特的文學特色，體現了人類對理想家園、美好人格的嚮往和訴求。同時，以武俠小說為藍本的電腦及網路游戲也直接體現了武俠小說為「現實生活烏托邦」的特點，使人們可以在游戲中實現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夢想。

㈢ 中華武俠小說特點及其文化分析

武俠小說之中道，自由出入於有無之際。有者，小說結構完備嚴整，內涵博大精深是也；無者，小說文勢無拘無束，意境自在天然是也。總體來看，十四部作品以《書劍恩仇錄》為宗本，一出手就顯大家風范，此為金庸武俠小說之基，太極是也。由此生發相反相成之兩儀：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兩書勢分正奇而有異曲同工之妙，堪稱珠聯璧合，猶如兩儀劍法，一陰一陽，一剛一柔。雙劍合璧，乃歸於倚天屠龍記，又一太極也。由此又生發兩儀：天龍八部與笑傲江湖，至此，金庸經典意義上的武俠小說已達爐火純青之境界。天龍八部堪稱至法、至正、全有，包羅萬象，武俠中之哲學；笑傲江湖堪稱無法、至奇、妙無，隨意揮灑，武俠中之詩。至法無法，至正至奇，全有妙無，哲學就是詩，所以兩者自然融歸於鹿鼎記，渾然天成，透徹圓融。如果按照獨孤求敗一生在劍道上達到的不同境界來看金庸的武俠小說系列，則書劍恩仇錄是剛開始練劍，射鵰英雄傳是青鋒寶劍，神鵰俠侶是紫薇軟劍，倚天屠龍記是玄鐵重劍，天龍八部是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笑傲江湖是自此精修，逐步超越草木竹石皆可為劍的境界，對應於金庸的武俠小說創作，就是逐步超越武俠小說有的境界，逐步走向非武俠，鹿鼎記則是無劍境界。

與此對應，金庸武俠小說之俠客也呈現出一個完整的發展系列：陳家洛是第一個俠客的化身，但其內涵主要還是在民族主義的維度中展開。之後，郭靖和楊過在互補的意義上比較充分的展開俠客的內涵：郭靖是集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楊過是個體主義本位意義的英雄。郭靖和楊過身上所體現的「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理想已經開始超越民族主義的范疇而提升到人類主義的境界。郭靖是正統意義上的大俠，楊過則是反正統意義上的大俠，但正反一體，兩者都是至情至性者無別。兩者的內涵在張無忌身上得到融合。張無忌以巨大的包容性將正反兩種意義的大俠化為一體。通過張無忌，金庸將大俠的理想境界建立於平凡普通之中，功力更見精純。此後，俠客的內涵最為典型的在喬鋒和令狐沖身上得以展示，兩人分別是郭靖和楊過的更高意義、更為自由的發展階段：喬鋒以拯救天下蒼生為己任，無名老僧稱贊他為「惟大英雄能本色」，「菩薩心腸」，「大仁大義」，這一點與郭靖毫無二致，但金庸通過喬鋒乃至江湖眾生相的深刻刻畫，將武俠小說的境界提升到了對整個人類命運終極關懷的高度。天龍八部就如一部佛學的史詩，飽含著悲天憫人的偉大精神。天龍八部事實上是經典武俠小說真正的顛峰，雖然笑傲江湖更為飄逸自在，鹿鼎記更為透徹圓融，但都不如天龍八部博大精深——物極必反，從笑傲江湖開始逐步走向反武俠，直至鹿鼎記成為非武俠。令狐沖則更能體現對於個性自由的自覺追求和人自身命運的自主把握。楊過和令狐沖都是堅持自己個性自由的典範，但與楊過相比，令狐沖大原則把持得住，而小節則無可無不可，很好的統一了順應世俗和堅持自己個性的矛盾。令狐沖代表了俠客個性解放的理想境界。俠之意義至此而極，故到最後一部作品，主人公成為非俠韋小寶和康熙大帝。雖然是非俠，實際上是對俠客理想的超越，也可以說非俠首先徹底的、比俠客本身還要更好的實現了俠客的理想追求。象康熙皇帝，如果以大俠的標准「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和造福蒼生而言，則康熙乃至歷代聖王勵精圖治，給百姓帶來安居樂業、海清河晏的盛世局面，正是真正意義上的大俠。比之於聖王之雄才大略，武功可以說微不足道，如此說，可謂至俠無武也[天龍八部是唯大英雄能本色，笑傲江湖是是真名士自風流，鹿鼎記是莫言馬上得天下，自古英雄盡解詩。天龍八部是盛唐氣象，笑傲江湖是魏晉風度，鹿鼎記是生活本色]。所以武俠小說乃至於俠客的理想本身就終結了。

簡單總結一下，金庸從民族主義（書劍恩仇錄）寫到人類主義（從射鵰英雄傳到最後都是，但逐步深化），從人的命運（天龍八部）寫到人性（笑傲江湖）最後歸結到最凡俗的非武俠、生活、歷史本身，表明了一個最為簡單但也最深刻的真理：真正的理想主義只能在現實生活中才能實現或建立，這是真正的現實主義，又是徹底的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金庸為什麼到鹿鼎記就封筆了？因為他已經無武了，其實如果聯繫到金庸以後改而寫歷史小說的話，我們會說，金庸的封筆不是一個終結，而是一個新的起點。其實也無所謂終結不終結，起點不起點的，隨緣任運，到什麼境界干什麼事而已。

㈣ 金庸武俠小說中蘊涵著怎樣的文化內涵

這個問題范疇太廣，在這里我只做一個粗略的梳理：
微觀方面，金庸小說很多細節都融入了大量的傳統文化，從琴棋書畫到經史子集，幾乎都有涉獵，與一般武俠小說不同，金庸小說在武功中也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有的融入琴棋書畫，有的融入不同個性，有的融入儒釋道文化。
宏觀方面，我常把金庸小說按照創作順序分為四個階段，1955年-1959年是第一階段，是金庸側重入世的儒家文化的階段，書里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般都是積極入世的，常以天下為己任，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這階段的代表是《射鵰英雄傳》和儒俠郭靖；1959年-1963年為第二階段，這階段人物和思想都由儒轉道，以楊過、張無忌為代表——當然，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文化寫的同樣好的《笑傲江湖》卻是個特例（因為它不僅涉及道家文化，還要影射政治）；從1963年-1967年是第三階段，作者由道入佛——這大概與金庸先生中年開始讀佛經不無關系，以《天龍八部》為典型代表；從1967年《笑傲江湖》之後，金庸通過反思，或者說是顛覆，否定了許多傳統文化的糟粕，進入「無俠」的階段，開辟了武俠小說，乃至通俗小說的巔峰，以《鹿鼎記》和韋小寶為代表。
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每個階段只是人為劃分的，其實不管在哪個階段，儒釋道都是相互滲透的。另外，作為新武俠的代表，與傳統的武俠小說相比，金庸小說更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化，以騎士文化（如《堂吉訶德》）最為突出。

附上金庸小說時間表：
小說作品
《書劍恩仇錄》 1955年
《碧血劍》 1956年
《射鵰英雄傳》 1957年—1959年
《雪山飛狐》 1959年
《神鵰俠侶》 1959年—1961年
《飛狐外傳》 1960年—1961年
《白馬嘯西風》 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倚天屠龍記》 1961年
《鴛鴦刀》 1961年，附在《雪山飛狐》之後的中篇小說
《連城訣》 1963年，又名《素心劍》
《天龍八部》 1963年—1966年
《俠客行》 1965年
《笑傲江湖》 1967年
《鹿鼎記》 1969年—1972年
《越女劍》 1970年，附在《俠客行》之後的短篇小說

我覺得作者的寫作順序是了解小說和進行金庸小說研究非常重要的窗口。

㈤ 結合具體的作品談一談金庸小說創作的主要特點及藝術特色

金庸作為武俠小說這一「項目」的「奧運冠軍」，其超凡的功力在於他通過浪漫敘事構造的俠譜。武俠小說作為「寫夢的文學」本不以寫實見長，其人物創造主要來自作者想像和寫作傳統，寫作傳統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像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徵化，它不直接來源於現實。而金庸小說作為一種經典就恰恰在於它通過傳統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徵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盡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韻外之致等本屬於中國古典文化要求的東西表現了出來，並藉助獨特的武俠語言文化的天空讓我們作了一次堪稱壯舉的烏托邦飛翔。於是，我們才無法忘記郭靖、黃蓉、令狐沖、楊過、小龍女、喬峰、韋小寶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歐陽峰、滅絕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俠譜」才會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盪氣回腸、不知肉味，才會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釀更醇香無比。而他的這種歷史處理也使得武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虛構，「真實」的歷史不過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襯托，而人物的性格卻呼之欲出了。

傑出的武俠小說家，寫武俠，寫出的是人世的眾生相；敏銳的讀者，讀武俠，讀出的是人間的滄桑和百態。到如今，金庸小說的流播已經沖出華人世界，走得更遠。但是，研討金庸小說的藝術特色時，要一時說清卻是很難的，在這里，我無意談論金庸小說的所有藝術特色。前輩說書人常說「花開兩朵，先表一枝」，我覺得用這一想法作為指導思想來切入金庸作品涵蓋乾坤的殿堂無疑是有效的。

一

在杜南發的訪談錄《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里有幾段被人引用過多次的對話，金庸在里邊提到了兩個很耐人咀嚼的話題：「中國近代新文學的小說，其實是和中國的文學傳統相當脫節的，無論是巴金、茅盾或是魯迅寫的，其實都是用中文寫的外國小說……中國的藝術有自己獨特的表現手法……有人常問我，為什麼武俠小說會那麼受歡迎？當然其中原因很多，不過，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武俠小說是中國形式的小說，而中國人當然喜歡看中國形式的小說。」 「不管是武俠小說還是愛情小說、偵探小說或什麼小說，只要是好的小說就是好的小說，它是用什麼形式表現那完全沒有關系。武俠小說寫得好的，有文學意義的，就是好的小說，其它小說也如此。畢竟，武俠小說中的武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這是兩個多麼矛盾的話題，但卻同時存在於一個對話錄里，還被許多大師級的人物當成文藝理論一般引用！於是，文學的形式問題便成為了一個焦點，到底該如何看待文學的形式？又該如何理解這兩個話題所傳達的意思呢？

文學形式在某種意義上即寫作傳統，通常包括文學創作中常規手法的體系和與此相連的讀者的視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學作品中的文學形式問題的解決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別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說作為武俠小說，它承襲了武俠小說這一文類的特點，即金庸在創作過程中保持了武俠小說復雜的文學、文化、社會、歷史內涵，典型的創作了繁復多變的武俠文學。武俠小說在舊中國小說里是文學流派的一個大的分支，它與傳統小說一樣也是由ping話、彈詞、說書等演變而來的。在內容方面，與武俠有關聯的單四大名著中就牽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並沒有多大區別，江湖恩怨、門派斗爭、武林紛爭、男女愛恨、兄弟情義照例還是新派武俠常用的模式和顯揚的主題，它的復雜變化反映在小說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說：「武俠小說所繼承的，是中國傳統小說的表現形式，就內容而言，武俠小說和《水滸傳》差不了多少，當然寫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國的形式，是繼承了中國小說的傳統。」②所以，魯迅在寫《中國小說史略》時也得提到《七俠五義》和《兒女英雄傳》，而魯迅若再生，他也必須得提到金庸小說、古龍小說、梁羽生小說。一個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ping價文學作品時是不帶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說襲用了舊小說在行文時夾用詩詞、歌賦、聯句，在回目中使用對聯、詩詞，在語言上使用白話、夾用韻文等特點。金庸在行文時很會玩「花樣」，像好問的《摸魚兒》、丘處機的《無俗念》、岳飛的《滿江紅》、李白的《俠客行》等都運用得渾然天成，毫無斧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為了小說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裝潢更是心機用盡，他在1978年10月《天龍八部》修訂本的後記中寫道：「曾學柏梁體而寫了四十句古體詩，作為《倚天屠龍記》的回目，在本書中學填了五首詞作回目。」③他還頗費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選了五十行對句作為《鹿鼎記》的回目。不過，金庸也在幾本書中沒有堅持這種通俗文學固有的思維慣性，殊為恨事。盡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還是鶴立雞群，試看《天龍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雲十八飛騎/奔騰如虎風煙舉/老鷹小丑/豈堪一擊/ 勝之不武/王霸雄圖/血海深仇/盡歸塵土/念枉求美眷/良緣安在/枯井底/污泥處/酒罷問君三語/為誰開/茶花滿路/王孫落魄/怎生消得/楊枝玉霞/敝履榮華/浮雲生死/此身何懼/教單於折箭/六軍辟易/奮英雄怒。」這一曲氣吞萬里如虎的《水龍吟》於細微處峰迴路轉，英雄俠義與兒女情長互為映襯，真是「虎嘯龍吟，挽巢鸞鳳，劍氣碧煙橫！」④

再次，金庸小說潛移默化的借鑒了一些中國式的傳統手法，如說書藝術、插科打諢角色的引入、全知敘述和次知敘述的運用、戲劇舞台的架設、假全知狀態下的視覺與心覺的堂皇運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視覺與心覺的運用，半明半暗地描寫人物和事件在客觀視覺中留下的意味深長的空白點，輕易地迷惑住了讀者，加上精細的心理刻畫，終使岳不群成為武俠小說史上最成功的「虛偽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華山二老等插科打諢一類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說錦上添花，對於減低小說的沉悶氣氛大有裨益。李漁的《閑情偶寄》就說了「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作傳奇者，全要善驅睡魔，睡魔一至，則後乎此者雖有《均天》之樂，《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見不聞，如對尼人作揖，土佛談經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夢寐難求的啊！

到了這里，真相才清晰起來：中國形式的寫作傳統處於作品中整體藝術構架中較符合傳統欣賞習慣，較易為大眾所感知的位置，它們較早地隨著說書、ping話、彈詞等藝術形式深入民間，成為影響讀者審美心理的重要因素。類型化或程式化的寫作傳統也並不意味著貶義，還有可能是某些藝術形式的重要特徵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裝載家」才是最後的贏家。優秀的作家總是會想方設法去豐富作品的內涵和藝術表現手法，如錘煉語言、增添新的類型或亞類型、將中西相形式結合等等。而金庸小說的成功也就在於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繼承了中國傳統形式的衣缽，發揚了其武俠小說的特質，成為了20世ji最中國形式的小說。金庸是矛盾的，但這並不一定是缺陷，一個真正意義的作家總是生活在矛盾中並探索著人間百態。

二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說的文字有一種速度感。」又說「老金從語言到立意基本沒脫舊白話小說的俗套。」⑥這是比較中肯的說法，金庸的語言的確有速度感，是白話小說，很俗，而這也恰恰是金庸語言的長處。只是，王朔用金庸的優點或長處去批金庸，孔門賣文之際未免有點貽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語言可以用「行雲流水，平中見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時常會引用一些古典詩詞，並運用的極富韻味，但其語言的主要魅力不在於此。金庸的語言通俗，淺顯，流暢，靈活生動，沒有難認的字，難懂的詞和艱澀的句子，語言的動作性強，極善構築戲劇性場面，具有一種令讀者忘記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讀金庸小說時，迎面而來的是古樸、蒼勁的感覺，初看似乎語不驚人，但愈展開愈魅力無窮。金庸總是試圖在作品中不說而又說點什麼，那意境的升華令人如飲佳釀，讀者於微醉之間已無形之中進行了一場靈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筆是靈動而又厚重的，但也誠如陳墨所言：「金庸小說的語言，之所以看起來沒有什麼突出的特殊，那是因為作者並不追求風格的單一性，而是進行不同方式的敘述探索，不斷改進和創造自己的敘述方式及語言風格，同時不斷地拓展語言的疆域，豐富小說的形式美感。」⑦如其為郭芙設計的一系列語言就不僅把她的尖酸、刻薄、嬌氣表現了出來，還把她對楊過既愛且恨的女人心態體現得淋漓盡致。試看《神鵰俠侶》三十九回《大戰襄陽》里對郭芙的描寫：「郭芙一呆，兒時的種種往事，霎時之間如電光石火般在心頭一閃而過：『我難道討厭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拚命來討我的喜歡，可是他卻從來不理我。只要他稍為順著我一點兒，我便為他死了，也所甘願。我為甚麼老是這般沒來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著他，念著他，但他竟沒半點將我放在心上？』……20year來，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楊過，總是將他當作了對頭，實則內心深處，對他的眷念關注，固非言語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楊過絲毫沒明白她的心事，連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頭的恨惡一去，她才突然體會到，原來自己對他的關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這么說，郭芙這個人物的刻畫在金庸小說中是極具里程碑意義的，她的意義絕對不下於黃蓉、小龍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數的讀者卻總是先入為主的把自己當成了楊過，而把郭芙當成了對頭並對之無比痛恨，殊不知此舉乃是入寶山而空回，買櫝而還珠了。金庸小說就是這樣：語言升華成性格，性格升華成命運，而命運反過來又影響語言，如此循循導之，步步深入。

金庸語言不僅藉助白描和心理刻畫，還常隨心所欲地運用各種修飾手法。記憶猶新的是《雪山飛狐》中描寫胡一刀夫婦的那句話：「這一男一女啊，打個比方，那就是貂禪嫁給了張飛……」在這里，人物形象藉助語言的勾勒而顯得如魚得水，它喚起的想像與聯想讓讀者再也抹不去對這一對夫妻的記憶。金庸的語言還很幽默詼諧。從「老頑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韋小寶」，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說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們或是成為一種意義或思維的化身，或是成為小說重要情節或線索充實小說內容，或是與敘事角度和pingdian相結合，不但為金庸小說吸引了無數的讀者，也為這個快節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創作中，幾個事件可以同時發生，但是話語卻必須把它們一件一件地敘述出來，即使是《天龍八部》這么一部氣勢恢宏、多頭並進的作品也得如此。這就要提及語式中的講述與描述。講述與描述的區別體現在敘事角度、人稱轉換、敘事與故事的距離以及敘事態度上，「講述是歷時性的敘述，提供故事的來龍去脈，交代人物的過去以及有關信息」；而描述則「比較含蓄，多用客觀或『中性』的語調」，是「給定了場面的戲劇性的現時性的敘述型語式」⑧。講述與描述的靈活運用在金庸小說中隨處可見，如《倚天屠龍記》第二章《武當山頂松柏長》的最後一段寫道：「張君寶其時年歲尚輕，也不敢斷定自己的推測必對。他得覺遠傳授甚久，於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十餘年間竟然內力大進，其後多讀道藏，於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間閑游，仰望浮雲，俯視流水，張君寶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貫通，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長笑。」這是描述性的，後面又接著道：「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沖虛圓通之道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創出了輝映後世、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後來北游寶鳴，見到三峰挺秀，卓立雲海，於武學又有所悟，乃自號三豐，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豐。」這又是講述了。在這段話里，描述轉換成講述是不著痕跡的，細心的讀者在閱讀《袁崇煥ping傳》時肯定更會有這種感覺。

金庸對語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風格是「經過了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他還說：「寫小說內容求『雅俗共賞』，文字能『清簡流暢』，此吾之願也。」⑨王安石的詩說得好：「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說，其「待從頭，收拾舊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閱十載，增刪數次」的曹公雪芹來也毫不遜色。例如，金庸在章目上就將《書劍恩仇錄》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駿馬驚白發，險俠神駝飛翠翎」改成了 「古道騰駒驚白發，危巒快劍識青翎」，這使得這兩章章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鵰英雄傳》的開頭，金庸增加了張十五說書的故事。這種說書藝術將敘述者、聽者、讀者等自由結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間，以生動逼真的臨場感，滿足了讀者理清來龍去脈的願望，喚醒了讀者心目中潛藏的人物形象。而這種藝術與別的語言藝術的完美結合，在《鹿鼎記》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為這部20世紀與眾不同的武俠小說的增加了不少藝術價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筆沖破了小說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對語言的傳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也對英國gov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輕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無聲的反抗。

三

金庸懂得挖掘現實，更懂得挖掘遠離現實生活的「真實」（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夢回江湖後，在金庸用小說特有的形式和語言引領讀者想像並把握歷史的脈搏的同時，理想卻只能一點一滴地積淀現實，因為理想只能永遠走在現實的前面引導與提升現實，卻永遠不能完全代替現實，所以，無論當年多麼叱吒風雲的金庸小說主人公，最終還是以各種方式離開了江湖這一「母體」。如郭靖與黃蓉。他們的愛情以犧牲黃蓉的代價來對郭靖做出一種虛幻的補償，令一個活潑、輕柔、聰慧、靈敏的女子來向木訥、剛毅、質實、樸拙的男性做出一種超乎生死的承諾，這本來就是浪漫主義的產物，但是我們卻無法不看到郭靖在許多時候都可以拋棄黃蓉，所謂「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類似「書中自有顏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顏如玉」的麻醉劑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沖，他生性率直、興味隨意、活的瀟灑，是金庸小說中最灑脫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國傳統文化之人，他依戀師門，極力維護師傅、師弟，他交友只認情義，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從來是反躬自問，不責怪他人。個性的張揚與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結合。不過，令狐沖也毫無振奮的勇氣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時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靈珊對令狐沖的背叛，令狐沖的愛情也必將在岳靈珊和任盈盈的無所取捨中霜冷長河。這就意味著令狐沖的結局實際上是一種「虛假性的結局」，他的歸隱和喬峰意義上的死毫無區別。

金庸小說的藝術價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俠小說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筆有效地掩蓋了現實處境的嚴峻，完美地連綴了來自現實的矛盾的裂縫，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種理想化、和諧化的世界的可能性，並防止歷史文化語境的印痕和創傷的暴露，充滿熱情地言說著這個世紀所交託給文人的俠客夢。陳平原說：「不敢說沒有江湖就不存在俠客；可武俠小說中倘若沒有一個虛擬的『江湖世界』，俠客就不可能縱橫馳騁大顯神威。」正如《西遊記》寫的最好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金庸小說的美在那浪漫主義建構的藝術畫廊里，是喬峰大戰少林、聚義庄之時；是郭靖華山論劍之日；是令狐沖揮舞獨孤九劍之間；是楊過攜手小龍女的剎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帶漸寬終不悔的瞬間；是韋小寶腳底抹油的頃刻……正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金庸武俠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正在於此。

參考資料：

①②杜南發：《長風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見鍾曉毅、費勇編《金庸傳奇》附錄，廣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龍八部•後記》、《天龍八部•目錄》，《金庸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

⑤李漁：《閑情偶寄•科渾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國青年報》，1999年10月1日

⑦陳墨：《金庸小說人物論》，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說敘事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譽》，見朱漢民、江堤主編《金庸：中國歷史大勢》，湖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