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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怎样写武侠小说

发布时间: 2025-01-05 21:34:17

⑴ “一代大侠”金庸的诞生:查良镛是怎么写起武侠小说

2018年10月30日,当代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明报创办人、一代武侠小说泰斗查良镛(笔名:金庸)在香港去世,享年94岁。

1954年,香港发生一场轰动一时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白鹤派的陈克夫向内地来的太极派吴公仪下战书,以比武分高下,两派掌门人签下了生死状。因香港禁止擂台比武,地点设在一水之隔的澳门。此事在香港引起很大反响,至少有五千人赴澳门等候开场,不仅是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也成为当时报纸争相报道的题材,《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

1月17日下午,这场引人注目的比武在澳门新花园拉开帷幕,两派高手在擂台上只打了短短两个回合就以吴公仪一拳击中陈克夫致其鼻子流血而告终。但比武引起了难得一见的轰动,当天《新晚报》出“号外”报道比武结果,一上市即被抢购一空。

比武触动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主管左派报纸宣传工作的金尧如,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左派报纸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1949年以后,武侠小说以其荒诞无稽在内地被禁,但金认为,左派报纸如果能打破清规戒律连载武侠小说,必可吸引大量港澳读者,以改变销量的困境。他在新华社宣传会议上提出以武侠小说吸引人民来接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建议,与会者均表支持。宣委会作出决定,由《新晚报》作为试点先去办。当时《新晚报》的罗孚和《文汇报》的廖一原等都在座。

此前,《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唐人(严庆澍)的《金陵春梦》,“下午茶座”连载其另一部小说《 *** 》,吸引了大量读者,但从未登过武侠小说。1月19日,即比武结束第三天,《新晚报》就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20日,陈文统的《龙虎斗京华》就在“天方夜谭”开始连载了,署名“梁羽生”。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标志着新派武侠小说的诞生。小说一共连载了7个月,在读者中引起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响,梁羽生一炮走红,《新晚报》销量看涨。

梁羽生

《书剑恩仇录》:故乡传说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头上不可。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他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金庸横空出世,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从1955年2月8日出场,这一年他已年过而立。虽然早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在他的梦里夜夜萦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故乡的风物人情、民间传说深埋在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遥望江南,那是他永远的爱和痛。“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正是他落笔写《书剑恩仇录》时的心境。当他写下第一部武侠小说时,他想到的是遥远而亲切的故乡,那里有海宁潮、母亲和从小熟悉的传说。

故乡一直流传,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雍正皇帝生了个女儿,用调包计换去了陈家的儿子,乾隆实际上是汉家的血脉,这传说越数百年而不衰,从小铭刻在金庸的心里。故事轮廓由此而来,从家国恨到儿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开。他对母亲的思念情不自禁,陈阁老夫人的名字最初连载时叫“徐惠禄”,与他母亲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以后修改出版时改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乾隆在金庸的家乡海宁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当地百姓。但金庸将乾隆皇帝写得很不济,他有时感到有些抱歉。他说,乾隆的诗写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小时候在海宁,后来在杭州,到处见到他的御诗石碑,心中实在反感,现在见到好多名画,也到处是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消。写到后面,他更是禁不住大发议论,说皇帝的话不可相信。这番话和小说的主线没有多大关联。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的两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刊载一个多月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曲折、起伏的情节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着读者,他们一路追着读下去。1950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报》做过编辑的董千里则说,“书剑”最初在报上连载时,他从头到尾均未错过,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结识。

金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几乎每天都有,如果当天他摆了一个乌龙,次日的来信一定会多些,他写到言伯乾与文泰来大战,不经意用了“双目如电”,此后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说言伯乾的一只眼已被余鱼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读者来信,他会陆续回复。

电影界的朋友、中联公司总经理刘芳与太太天天争着看《新晚报》上的连载,中联很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缅甸仰光的读者来信说,当地有好几位说书人以“书剑”为压轴,颇得听众的欢迎。海外有两家中文报纸逐日转载。

data-filtered="filtered" 金庸

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 *** ,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在香港大有读者,东南亚一带也有很多人争相阅读。“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应罗孚只是试试而已。

有些读者把书中的人物当真实的人那样看待,真诚地为他们担心,为他们抱不平。金庸说写这书时,确是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分子来设想,算是个小头目吧。“红花会”群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的一百零八将,结局也有《水浒》的痕迹。在此之前,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读大学时写的《白象之恋》是应征之作,他没有算在内),下笔之时不知不觉会受到他从小熟悉的《水浒》影响,也受到许多外国小说的影响,有时干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红楼梦》的,也有模仿《水浒》的。丫头喂陈家洛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

在《书剑恩仇录》的主角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两个海宁籍历史人物蒋百里、徐志摩的影子。金庸说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他们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其实,在陈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陈家洛)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1

从此,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他的出现几乎改变了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

金庸武侠小说的主旨都是围绕什么写的

主要是围绕“情”字来写的,有爱情、兄弟情、亲情、父子情、畸情等,如《倚天屠龙记》写了亲情、父子情,《神雕侠侣》写爱情。

⑶ 金庸是如何把小说写的这么好的在金庸先生小时候是怎么学习的

  1. 金庸是书香门第,有学习的传统。

  2. 金庸本身爱学习,爱思考,多读书,从人物生平就能分析出来。

  3. 金庸首先是个新闻工作者,其次才是大家熟知的武侠著作家。

  4. 你如果是想写小说,首先要读中外文学名著,知道中国人在想什么,外国人在想什么。其次读一些哲学著作,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再次,通读下历史书,史书不感兴趣,传说演义也凑合,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一番读下来,小说不知道写的怎么样,个人气质是拿捏的死死的。

  5. 首先是好好学习,掌握阅读世界的方法,再去创作。否则如稚子伐木,劳百倍难成一事,历千辛易伤一身。

人物经历(摘自网络-金庸)

1924年3月10日,金庸出生在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袁花镇[1][12-13],祖籍江西婺源(古徽州)。[2]家世系浙江海宁查氏,其家为书香门第,金庸本人是查升之孙查揆的后裔[3]。

1929年5月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1937年(另一说1936年),金庸从袁花龙山学堂(现袁花镇中心小学)毕业,同年考入嘉兴中学(现嘉兴一中),离开家乡海宁。[2]

1938年,日军攻到浙江,嘉兴中学千里南迁至丽水,金庸进入省立联合中学初中部。[2]

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金庸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型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2]

1941年,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被其开除,校长张印通介绍他转学去了衢州。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2]

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中学毕业,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阅读大量书籍。[2]

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

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学系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同年秋天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4-15]。

1948年,毕业后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16]。

1950年,《大公报》所属《新晚报》创刊,金庸调任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记者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写过不少文艺小品和影评(笔名姚馥兰和林欢)。[2]

1955年,在《大公报》与梁羽生、陈凡(百剑堂主)开设《三剑楼随笔》,成为专栏作家。并在同年首次以“金庸”为笔名拟写首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2]

⑷ 金庸是如何写出众多武侠经典著作的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对历史的了解。金庸老先生能写出这么多优秀的武侠作品,我觉得离不开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每一个故事的年份都很紧凑,应该和他对历史比较了解有关系。

⑸ 金庸是怎么写小说的

金庸先生肯定要先构思啊,先有一个故事的框架,然后选定角色,背后的故事又是什么,都需要去考虑,然后哪里是高潮,怎么写才能让人印象深刻,都是要看自己文笔的,金庸先生很厉害!

⑹ 金庸小说的情节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
严家炎

有强大魅力的艺术迷宫——不靠误会取巧,不靠诞妄情节——借用某种模式,又不落入某种模式——善于设置悬念,借转折提出悬念——复式悬念,环环相套——虚虚实实,扑朔迷离——奇峰突转,敢用险笔——出人意外,在人意中——《西游记》和卡夫卡《变形记》的启示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很多,神魔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尔也用《射鹏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例,《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①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那么,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人,抓住人,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也就是说,他靠的是艺术本身。
金庸确实是设计情节的好手。他的小说情节有以下长处和特点:

一曰跳出模式,不拘一格
一般武侠小说总有一套模式化的东西: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正义的英雄,满身正气,另一类则是邪恶的化身,阴险好邪;而总体模式是“邪不压正”:恶人虽有武功很高的,但最后总要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这种小说看多了,是会倒胃口,使人厌倦的。金庸小说突破了这一种框子。(雪山飞狐》和《飞狐外传》中,那个武艺高强、大义凛然的英雄胡一刀,恰恰中了小人暗算,冤枉地把性命丢在被涂了毒的刀上;而那个最缺德的田归农,偏偏生就了一副英俊的外貌,害得亩人风的妻子为他着迷,跟着他私奔。《射鹏英雄传》里那个邪恶狠毒的欧阳锋,并没有被代表正义方面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所战胜,反而使计重伤了洪七公,直到最后第二次华山比武中,还以反常、怪异的武功,打得供七公、黄药师无法对付。书里其他一些重要的坏人,像欧阳克、杨康;也都不是被正义力量所消灭,而是死于坏人们自己手中——欧阳克死在杨康之手,而杨康又死在欧阳锋之手。郭靖的师父们——仗义行侠、非常正派的江南七怪,反而七人中有六人全都被坏人所杀害。这都是小说审美观念不一般化的地方。作者把故事镶嵌在历史的大背景上来写,写出历史有它非常严酷的一面——并不按照任何善良人的善良愿望去发展。成吉思汗穷兵黩武,常常残暴地整城整城地屠杀百姓;他还逼郭靖去攻打来朝,迫使郭靖的母亲当场自杀。可就是这样一位并不代表正义方面的成吉思汗,毕竟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空前规模的蒙古大帝国。而郭靖这样的平民,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挽救大局。同样,完颜洪烈狡诈狠毒,却在很长时期内一直得势。这些都增强了《射雕英雄传》、《神鹏侠侣》的曲折性与悲壮性,使小说带上了一种悲剧气氛。
金庸是注意研究小说的情节模式的。但他研究模式是为了跳出模式,推陈出新。模式毕竟只是外在的现成形式,金庸更看重的是内在的生活情理。他在《韦小宝这小家伙》一文中说过:“西洋戏剧的研究者分析,戏剧与小说的情节,基本上只有三十六种。也可以说,人生的戏剧很难越得出这三十六种变型。然而过去已有千千万万种戏剧与小说写了出来,今后仍会有千千万万种新的戏剧上演,有千千万万种小说发表。人们并不会因情节的重复而感到厌倦。因为戏剧与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并不相同。当然,作者表现的方式和手法也各有不同。”②
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有它自己的叙事模式。最常见的是“复仇模式”和“抢宝模式”。所谓“复仇模式”,就是正派人物突然遇上一场灭门惨祸,然后遗孤刻苦学艺,掌握高强武功之后寻访仇人,实现报仇雪恨的愿望。曲折一点的,又加上报仇过程中主人公爱上了仇人的儿女或徒弟。所谓“抢宝模式”,这“宝”可能是财富,也可能是极厉害的兵器或武学典籍,还可能是灵丹妙药之类。另外再有“伏魔”或“争雄”模式:武林中一股邪恶势力崛起,屡屡残害正派人物,大有称霸江湖之势,英雄主人公充当盟主,率领群雄与邪派决战取胜。还有一种是“抗暴模式”,即主持正义,抵抗暴政,反对侵凌弱小。金庸小说里,大体上这几种模式都有。像《碧血剑》,就是写袁承志为他父亲袁崇焕复仇,还隐伏着金蛇郎君复仇的副线。像《连城诀》和《倚天屠龙记》,就以“抢宝模式”为主。像《笑做江湖》,近于“伏魔模式”。像最早的《书剑恩仇录》以反异族统治为背景,接近“抗暴模式”。金庸的高明之处在于借用某种模式,又不简单落入某种模式。他总是不断变换,尽可能不让模式捆住自己手脚,经常把武侠小说的不同模式综合起来运用,甚至还吸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或言情小说的某些模式(例如“情变模式”)用到自己的武侠小说中。即使早年写的《射雕英雄传》,也是综合了多种模式,兼取不同的长处。像郭啸天、杨铁心两家家破人亡,他们的孩子郭靖、杨康长大了要报仇,应该算“复仇模式”吧。但中间插入郭靖、杨康分别由江南七怪和长春子丘处机教习武功,约定十八年后比武决胜,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又展现了各帮各派武林人物的神奇功夫以及他们之间为争夺《武穆遗书》和《九明真经》展开的斗争。这就突破了“复仇模式”,又像是“争雄”、“抗暴”和“抢宝”了。至于“江南七怪”六人遭害之谜的揭破,更有点侦探推理小说的味道。《神雕侠侣》集中写杨过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与小龙女之间誓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却也贯穿了争夺所谓《玉女心经》、《九阳真经》之类武功秘籍的情节,而且放在抗元抗暴的背景上,也是多种模式都有。作者真正注意的不是模式,而是人物性格。故事线索和情节焦点,都是从人物性格着眼来设置的。金庸曾说:“我个人写武侠小说的理想是塑造人物。……我构思的时候,亦是以主角为中心,先想几个主要人物的个性是如何,情节也是配合主角的个性,这个人有怎样的性格,才会发生怎样的事情。”③因而,这些情节在自己的范围内比较坚实,经得住推敲。而且越到后来,小说情节的设计也越加严整和圆熟。

二曰复式悬念,环环相套
小说,尤其以故事擅长的武侠侦探类小说,都要设置和利用悬念。然而其间成就的高低上下,却不可以道里计。中国古典小说常用悬念,担较多用在两回之间或故事中间,这与说书人吊听众胃口有关。金庸的悬念是近代小说家的用法:不仅用在故事中间,更用在小说开头。《侠客行》、《天龙八部》都是一开头就进入矛盾,令人关切。《笑傲江湖》更是一上来就有异常紧张的场面:福威嫖局的少爷林平之与人斗殴,在被迫无奈杀死一个姓余的四川人之后,当夜,漂局里就不断死人,一个个嫖师被人杀死,而且全身没有一点伤痕。全嫖局竟接连死了二十多人。敌人在地上写血字:“出门十步者死!”一片恐怖气氛。总嫖头林震南解剖死者尸体,才发现对手原来是青城派高手,使用了很厉害的“摧心掌”:能在不伤皮肤外表的情况下,把心脏震成许多碎片。林震南夫妇在这种情况下只得弃家外逃,很快就被青城派抓了起来,只剩下少爷林平之被人救出后逃走。小说第一章就摆出了一大堆悬念:林家嫖局这种悲惨局面的出现,到底是怎么回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林平之逃走以后结果又怎样?他能够在将来练就武功,报仇雪很吗?——这一些悬念促使读者迫不及待地要读下去,想了解事情的究竟。而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原有的悬念尚未完全解开,小说作者又制造和安排了一连串新的悬念:大名鼎鼎的衡山派高手刘正风金盆洗手,想摆脱江湖上的是非,却受到嵩山派等五岳剑派的坚决阻拦,甚至刘正风全家都会被杀,这到底因为什么?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救了遇难的小尼姑,自己身受重伤,几乎性命不保,为什么还有人要中伤他?等等。这样一环紧扣一环,使读者不得不紧张地读下去。所以,善于设置悬念,是金庸小说在情节上的一大特点。有的作品直到结束,悬念还保留着。有读者问金庸:“《雪山飞狐》中胡斐那一刀究竟砍下去没有?”金庸笑笑说:“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金庸似乎还特别善于通过突然转折来提出悬念。《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谢逊等历尽艰险,好不容易从海外乘船将归,一夜之间情况忽然变化:屠龙刀、倚天剑突然不见,赵敏与波斯船亦已亡散,张无忌、谢逊都变得虚弱无力。这是情节上突如其来的一次重大转折。究竟是谁盗去了屠龙刀、倚天剑?这件事跟赵敏或者波斯船究竟有些什么关系?张无忌、谢逊又怎么会变得虚弱无力的?从此,小说进入了扑朔迷离的侦探破案的境界,令人欲罢而不能。
金庸作品中的悬念,有时是以“谜”的方式存在的。谜,其实也属悬念,只是有时已经明朗有时未被挑明或未被读者意识到罢了。金庸小说中的谜往往是多重的:有暗有明,有大有小,相互结合,环环相套。以《侠客行》为例,就是大谜中套着小谜。侠客岛石壁上那首《侠客行》诗和《太玄经》图谱中包含着一套绝顶武功,无人能够破译,这是大谜。这个谜又产生一个副谜:由于侠客岛主每年都要派人惩恶劝善,几年一次请各帮派的帮主到岛上喝腊人粥,去的人都是有去无回,因而在武林各帮派中引起恐慌,谁都害怕当帮主丢了性命,长乐帮就在这种情况下英名其妙的抢了个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当帮主。再下面还套着一个谜:长乐帮为什么要抢这小乞丐来当帮主呢?原来他长得和以前失踪的那个帮主石中玉非常相像。这石中玉原本是个花花公子,他被人捧做帮主以后,正好得其所哉,猎取女色。他在失踪前已经阁下很多祸乱,其恶果就让和他面貌十分相像的小乞丐出身的人物来承担了,弄出许多尴尬的事。而这小乞丐又有自己的身世之谜,这谜慢慢牵出石清、闽柔夫妇年轻时的三角恋爱矛盾,白自在、史婆婆夫妇的爱情矛盾,等等。情节如此复杂,可又层层剥笋似的,组织得十分紧凑、严整。直到结尾,采取的是半开放的结局:由于小乞丐养母梅芳姑的自杀,谜底已经清楚,但作者并未站出来点破。
《天龙八部》的情节构成方法相似而又有不同。这里三位主人公,就有三个身世之谜。它们是三个环,互相构成三个连环套。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到处留情,以致段誉接连碰到几个喜欢的姑娘后来发现却都是他的妹妹,这是一个大谜。其中又包容着一些小谜,像段正淳妻子刀白凤为了报复丈夫,怨愤中与段延庆发生关系,这就解答了段誉的身世之谜。乔峰的身世之谜及其带来的悲剧结局,最为动人,包含着宋辽矛盾尖锐时期的许多社会内容。它是通过段誉与乔峰的结拜,段誉的异母妹阿朱、阿紫与乔峰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段正淳与马夫人康敏的关系,而和前一个大谜套联在一起的,它本身又包含着阿朱、阿紫等若干较小的谜。第三个大谜虚竹的身世又是通过其结拜兄长乔峰之谜逐渐解开而得到揭示的,所谓“无恶不作”的叶二娘的变态性格以及虚竹何以生下来就是和尚这时才得到交代;它又包联着天山童姥、西夏国公主等几个小谜。这样,全书最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散的结构,到后来认真回顾就觉得相当紧凑,而且确实体现出比较深广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④。一部小说而能具有如此复杂的情节结构,这也许真是只有金庸才能实现的出色创造,是其他武侠小说家所难以做到的。

三曰虚虚实实,扑朔迷离
这也是金庸情节设置上的一个秘密,可以收到特殊的心理效果。
《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最后和任盈盈成就了一段美满的婚姻。作为魔教的日月神教,在盈盈当了教主以后,和正教中的恒山派、少林派、武当派等和解了。这样一个结局,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就这样平平常常地告诉读者,那是淡然无味,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金庸的写法是,先充分渲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当令狐冲拒绝率领恒山派加入日月神教之后,任我行在华山大会上当着几万教众的面,宣布一个月内要把恒山上杀得鸡犬不留。令狐冲在一种倔强然而绝望的心情中走下华山,他觉得此生再也不会有和盈盈见面的机会,而且自知死期已到,寡不敌众,魔教几万人上恒山,总共一两百人的恒山派当然顷刻间就会被消灭,即使尽量拼命多杀伤一点魔教人物,也无济于事。心境非常不好,简直坐以待毙。后来少林、武当等派主动来支援,还带了炸药,埋设地雷,部署了打一场大仗的方案,设了几道防线,准备用计炸死任我行,还布置了有计划撤退以保全有生力量的路径。一切准备就绪,读者就等着瞧下面这场大仗究竟怎么打法,打的结果又是如何了。这时,魔教方面忽然传来消息,说教主要来拜会令狐冲、方证大师和冲虚道长,一顶轿子上了恒山。读者心里纳闷:魔教方面不知又在玩弄什么诡计?直到送了珍贵礼品,教主和令狐冲秘密地见了面,最后把轿子送下山,大家心里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及至傻乎乎的桃谷六仙把轿里坐着的盈盈和令狐冲说到任我行已死,现在是盈盈接任教主的那番对话泄露出来,读者才发现原来自己上了金庸的当。作者越是在前面强化紧张气氛的描写,实际上越是使和平结局的到来显得出其不意,在读者当中引起的心理效果也越是强烈。这叫做声东而击西。读者虽然发现自己受了骗,却也心甘情愿,感到松了一口气,分外愉快。
《天龙八部》中,段誉被鸠摩智点穴绑架到了姑苏,说是次日要把他带到慕容博坟前焚化。鸠摩智身具高强武功,与慕容家又有“旧交”之名,他已经制服了过彦之、崔百泉和段誉的几次反扑;阿朱、阿碧虽然暗中同情段誉,却全然不是鸠摩智这个强敌的对手。环境对段誉来说,真是险恶到了极点。他自忖万无生还之理,只得不无伤感地享受生命的最后一刻:在四面临水的“听雨居”中请求阿碧为他弹奏一曲,“明日就算给这位大和尚烧成了灰烬,也就不虚此生了。”不料竟变出望外。且看:

阿碧殷殷站起,说道:“只要公子勿怕难听,自当献丑,以娱嘉宾。”说着走到屏风后面,捧了一具瑶琴出来。阿碧端坐锦凳,将瑶琴放在身前几上,向段誉招招手,笑道:“段公子,你请过来看看,可识得我这是什么琴。”
段管走到她身前,只见这琴比之寻常七弦琴短了尺许,却有九条弦线,每弦颜色各不相同,沉吟道:“这九弦琴,我生平倒是第一次得见。”阿朱走过去伸指在一条弦线上一拨,撑的一响,声音甚是洪亮,原来这条弦是金属所制。段誉道:“姊姊这琴……”
刚说了这四个字,突觉足底一虚,身子向下直沉,忍不住“啊哟”一声大叫,跟着便觉跌入一个软绵绵的所在,同时耳中不绝传来“啊哟”、“不好”,又有扑通、扑通的水声,随即身子晃动,被什么东西托着移了出去。这一下变故来得奇怪之极,又是急速之极,急忙撑持着坐起,只见自己已处身在一只小船之中,阿朱、阿碧二女分坐船头船尾,各持木桨急划。转过头来,只见鸠摩智、崔百泉、过彦之三人的脑袋刚从水面探上来。阿朱、阿碧二女只划得几下,小船离“听雨居”已有数丈。⑤

原来,这水上的“听雨居”里有机关,从外面打开翻板,室内的人就跌到水里,琴声就是信号,而琴几之下放置的小船,就救了段誉的性命。小说此刻带给读者的是意外的惊喜。前面的险情越是烘托得充分,读者越是为段誉的命运担心,后来获得的惊喜也就越大。金庸小说善于以这类虚虚实实的文字从反面着笔,收到令读者出其不意的强烈效果。四日奇峰突转,敢用险笔
为了酝酿与写出高潮,武侠小说家有时不得不铤而走险,用一些常人不敢用的冒点险的笔墨。险笔可以推动高潮的到来,使高潮获得更为理想的效果,但险笔本身又有反弹作用,如果用得不当,可能适得其反,出现更糟的局面。就像《射鹏英雄传》里郭靖、黄蓉和受伤的洪七公在荒岛上哄骗欧阳锋父子吃那半匹被洪七公撒上尿的烤野羊一样,如果欧阳锋不上当,那就反过来只有自作自受了。
金庸小说成功地运用了险笔。像《倚天屠龙记》中主角张无忌与周立若的婚礼场面,就是一种险笔。张无忌最后是和赵敏结婚的;周立若虽然对张无忌也有好感,但峨嵋派掌门灭绝师太逼她事先发过毒誓,不能真的和张无忌相好,只能利用他的关系去偷盗屠龙刀并杀害金毛狮王谢逊。如果他们两个真的结婚,那么,小说情节的全局就会受到破坏,故事就得换个样子发展,所以,这是不大好收拾、有点危险的一招。金庸却还是用了,他敢于安排张无忌与周芷若张灯结彩,举行婚礼。然后作者又安排赵敏出场,拿出被囚禁的谢逊的一把头发,终于把婚礼给冲了,没有真正让周芷若和张无忌成婚,知情的读者还是为作者捏一把汗的。但正因为安排了婚礼而没结成婚,小说故事情节就急转直下,问题暴露得快,解决得也快。小说很快就进入高潮。
《笑傲江湖》中安排定选师太临终前委托令狐冲当恒山派女尼的掌门人,更是随笔。这种安排虽然可以显示令狐冲为人正派,受到恒山派上下一致的信赖和爱戴,却也一定会招惹江湖上许多人的议论并且引发种种是非和波折。嵩山派的使者乐厚就说:“恒山一派,一向由出家的女尼执掌门户。令狐冲身为男子,岂可坏了恒山派数百年来的规矩?”⑤但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必须让令狐冲当恒山派的掌门人,因为如果他不当一派的掌门人,没有他的参与,则日后嵩山会议上五岳各派合并时所引发的许多纠葛和斗争,就不好写了,至少不能写得那么有声有色了;连后来任我行要求令狐冲率领恒山派加入日月神教,并且任命他当副教主,令狐冲却公然当场拒绝,以致任我行立即宣布一个月内上恒山杀个鸡犬不留,这些故事情节都变得不好发生和发展了。作者明知这样写很冒风险,却又不得不这样写。好在作者煞费苦心,作出周密安排:让令狐冲采取善后补救措施,在恒山上吸收了不成和尚师徒及其他僧俗人众,另居通无谷的“恒山别院”,规定他们不得到尼姑住的见性峰上来,等等。经过这样处理,总算大体上也还近乎情理,说得过去。
此外,像《神雕侠侣》中小龙女在与杨过结婚前被尹志平奸污,也都是一种随笔,这就埋伏下以后她和杨过长达十几年的分手,把一出动人的纯情故事推向极致。
当然,水涨船高,险笔的运用,反过来也要求作者把高潮写得更好。《倚天屠龙记》正是这样。金庸让武当派的张翠山与明教(被目为魔教)的殷素素由恋爱而结合,把两个有仇隙的教派成员拉扯到一起,这自然又是一种随笔。果不其然,它带来了情节发展的突然转折并形成了小说的一次高潮。当这对夫妇带着五岁的孩子张无忌从海外归来时,武当山上一时喜气洋洋。但不久,妻子殷素素当年伤过三师兄俞岱岩的真相一旦大白,张翠山立即惭愧无地,痛不欲生,不得不向师父和同门师兄弟告罪之后当场自杀。妻子殷素素见丈夫死去,随即也拔刀相殉。一派团聚的喜庆气氛,瞬间就成了尸首横陈的惨酷情景。这一场面壮烈之极,既突出了武当七侠谊同手足,也显示了张殷之间伉俪情深,写得可谓笔墨淋漓,感人至深。不用险笔,高潮到来时的这番动人效果是难以设想的。
总之,关键时刻用点险笔,这是金庸小说情节吸引人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可以说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写法。

五曰出人意外,在人意中
金庸小说在情节上一个最大长处或最根本的特点,是“出人意外”而又“在人意中”,既大胆新奇,又在情在理。小说情节不管多么曲折离奇、古怪荒诞,都必须符合它自己的情理,这样读起来才使人有兴趣,不反感。《西游记》写孙悟空七十二变,本领很大,但也只能按自己的情理来变化。他和二郎神斗法,斗不过了,变成一座庙,让尾巴变做一根旗杆,竖在庙后边,这下就露出了破绽,被二郎神识破。这是《西游记》很成功的一笔。我们不能责备吴承恩:你写的孙悟空既然本领那么大,难道就不能把尾巴藏起来!因为那样的要求违背了情理。连西方的一些现代派作品也是这样。卡夫卡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人心,不在于作者想象出有人睡了一觉醒来变成一只大甲虫,而在于他写出了这个人变成甲虫以后所遇到的种种极其痛苦、极其可怕、简直难以想象却又合情合理的经历:他想翻个身,却怎么也翻不过来,周围的父母、亲人、朋友都害怕和他接近,把他抛弃了。他有苦无法表达,无处倾诉,达到绝望的程度。卡夫卡深刻地写出了这种痛苦的境遇,才使人非常震动。所以,小说不怕情节荒诞离奇,而怕缺少情理。
金庸小说的好处,在于不但想象构思出许多大胆、离奇、曲折的情节,而且使这些情节比较合乎清理,看来很有根据,让丰富的想象和尽可能完满的情理结合起来。他的情节既是“出人意料”的,仔细一想,却又“在人意中”。《天龙八部》里,那个最没有王霸之心的段誉最后却做了皇帝,最没有男女之欲的虚竹和尚却做了快乐之极的西夏驸马,最怀着民族之恨的萧峰却为平息辽未干戈而“杀身成仁”,最想当皇帝的慕容复最后却发了疯只能对着几个孩子南面称孤。这些我们事先料想得到吗?可以说一点都没有想到。然而仔细一想,它们都非常合乎情理。《笑做江湖》里人称“君子剑”的华山派掌门太岳不群,竟干了那么些伤天害理的事,伪君子比真小人还可怕,仿佛很出人意外。但回头一想,实在也不奇怪,许多坏事他早就做了,只是比较隐蔽而已。对林家《辟邪剑谱》,他早就垂涎三尺,几乎眼青城派同时派人到福州下手。他趁令狐冲重伤昏迷之际偷走剑谱,反过来却诬陷令狐冲,将令狐冲从华山派中开除。手段之卑鄙阴狠,令人发指。在将五岳剑派合并为一派这件事上,他一开始就和嵩山派掌门左冷禅站在一起;最初读者以为他只是屈服于左冷掸的压力,实际上他比左冷禅有着更大的野心,甚至连反对合并的定逸师太等人都是他暗害的。所以,岳不群的真实面目最后显露出来,既令人震动,又使人信服。再有,《射雕英雄传》里的欧阳锋,练功练到最后竟然一切都颠倒过来,倒立着用手走路,内气逆转运行,神智错乱,面对着自己的影子却害怕之极,大叫“别追我,别追我!”这样的结局非常独特,谁能料想得到!然而回味过来以后,又会觉得欧阳锋落到如此下场,很合情理,因为他太急于在武林称王称霸,不择手段地按颠倒了的《九阴真经》练功,终于走火火魔,不久于人世。金庸小说的许多情节,就是这样既曲折离奇,出人意料,又入情入理,在人意中。
当然,并不是说金庸已做到完美无缺。书里有的情节,也露出明显破绽。如《射雕英雄传》写郭靖为医治王处一的毒伤而到赵王府去偷药,抓住了简管家,扭断了他的右臂,让他找完颜康去要药,这位简管家居然很老实,在赵王府豢养的一大堆武功大师(那是他最好的保护伞)面前不叫不嚷,反而在离开他们之后,当郭靖拿到药时才叫“有贼”,岂不太不近情理了吗?恐怕这样写的唯一目的,是要让郭靖得到机会,喝梁子翁长期用人参喂养的那条毒蛇的血。又如《碧血剑》写袁崇焕遭难三周年忌辰,李自成派了刘芳亮。田见秀千里迢迢到广东东莞县去联络袁崇焕的旧部。这也是一件于情理不合的事。袁崇焕遭难三周年,乃是崇祯六年,那时李自成还是高迎祥部下的小脚色(他于崇祯四年才投奔高迎祥),他怎么能派刘芳亮、田见秀到广东去联络(而且田、刘二人那时也还没有投到李自成手下),李自成是直到崇份九年原闯王高迎祥被官军杀害后才被推为闯王的。显然,在这类具体情节上,小说还有缺点。
但这些毕竟是个别的破绽。总体说来,金庸小说情节紧张,热闹,曲折,合理,大开大合,针脚绵密,因而异常精彩。这是金庸小说的一大成就,也是其他武侠小说家难以望其项背的。

注释:
①《侠客行》,香港明河社1992年9月第10版第658页。又,本文所引金庸小说的文字均据此种版本。
②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原载《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收入《绝品》一书,台边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7月出版。
③王力行:《新辟文学一户片》,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④见《天龙八部》书末所附美籍华人教授陈世骧1966年4月22日致金庸信。
⑤《天龙八部》第2册第475页。
⑥《笑傲江湖》第3册第1211页。

《浅论金庸小说的情节艺术》提纲

一、摒却神奇,进退有据。

较少神奇虚妄情节,武功和人物事件有根据。

二、巧借模式,点石成金。

1、金庸小说对人物模式的大胆突破。

例:黄药师、杨康、韦小宝、欧阳锋、洪七公等

2、金庸

⑺ 结合具体的作品谈一谈金庸小说创作的主要特点及艺术特色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这一“项目”的“奥运冠军”,其超凡的功力在于他通过浪漫叙事构造的侠谱。武侠小说作为“写梦的文学”本不以写实见长,其人物创造主要来自作者想象和写作传统,写作传统中的程序化因素是另一回事,作者的想象主要偏重寓言化和象征化,它不直接来源于现实。而金庸小说作为一种经典就恰恰在于它通过传统中的程序化形式把象征性、寓言性以及含蓄不尽的言外之意、耐人咀嚼的韵外之致等本属于中国古典文化要求的东西表现了出来,并借助独特的武侠语言文化的天空让我们作了一次堪称壮举的乌托邦飞翔。于是,我们才无法忘记郭靖、黄蓉、令狐冲、杨过、小龙女、乔峰、韦小宝甚至是李莫愁、岳不群、欧阳峰、灭绝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也因此,金庸塑造的“侠谱”才会比那首“笑傲江湖曲”更令人荡气回肠、不知肉味,才会比那些在地下深藏百年甚至千年的佳酿更醇香无比。而他的这种历史处理也使得武侠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全出虚构,“真实”的历史不过是江湖武林的背景衬托,而人物的性格却呼之欲出了。

杰出的武侠小说家,写武侠,写出的是人世的众生相;敏锐的读者,读武侠,读出的是人间的沧桑和百态。到如今,金庸小说的流播已经冲出华人世界,走得更远。但是,研讨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时,要一时说清却是很难的,在这里,我无意谈论金庸小说的所有艺术特色。前辈说书人常说“花开两朵,先表一枝”,我觉得用这一想法作为指导思想来切入金庸作品涵盖乾坤的殿堂无疑是有效的。



在杜南发的访谈录《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里有几段被人引用过多次的对话,金庸在里边提到了两个很耐人咀嚼的话题:“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无论是巴金、茅盾或是鲁迅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中国的艺术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手法……有人常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那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小说。” “不管是武侠小说还是爱情小说、侦探小说或什么小说,只要是好的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它是用什么形式表现那完全没有关系。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有文学意义的,就是好的小说,其它小说也如此。毕竟,武侠小说中的武侠,只是它的形式而已。”①这是两个多么矛盾的话题,但却同时存在于一个对话录里,还被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当成文艺理论一般引用!于是,文学的形式问题便成为了一个焦点,到底该如何看待文学的形式?又该如何理解这两个话题所传达的意思呢?

文学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即写作传统,通常包括文学创作中常规手法的体系和与此相连的读者的视野期待。目前通俗文学作品中的文学形式问题的解决者中的集大成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金庸。

首先,金庸小说作为武侠小说,它承袭了武侠小说这一文类的特点,即金庸在创作过程中保持了武侠小说复杂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内涵,典型的创作了繁复多变的武侠文学。武侠小说在旧中国小说里是文学流派的一个大的分支,它与传统小说一样也是由ping话、弹词、说书等演变而来的。在内容方面,与武侠有关联的单四大名着中就牵扯到三部;在形式方面,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并没有多大区别,江湖恩怨、门派斗争、武林纷争、男女爱恨、兄弟情义照例还是新派武侠常用的模式和显扬的主题,它的复杂变化反映在小说的思想上。正如金庸所说:“武侠小说所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形式,就内容而言,武侠小说和《水浒传》差不了多少,当然写的好不好是一回事,但形式是中国的形式,是继承了中国小说的传统。”②所以,鲁迅在写《中国小说史略》时也得提到《七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而鲁迅若再生,他也必须得提到金庸小说、古龙小说、梁羽生小说。一个真正的思想的巨人在ping价文学作品时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
其次,金庸小说袭用了旧小说在行文时夹用诗词、歌赋、联句,在回目中使用对联、诗词,在语言上使用白话、夹用韵文等特点。金庸在行文时很会玩“花样”,像好问的《摸鱼儿》、丘处机的《无俗念》、岳飞的《满江红》、李白的《侠客行》等都运用得浑然天成,毫无斧凿之痕。金庸在回目上为了小说的古典意境所做的装潢更是心机用尽,他在1978年10月《天龙八部》修订本的后记中写道:“曾学柏梁体而写了四十句古体诗,作为《倚天屠龙记》的回目,在本书中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③他还颇费周章的在先祖查慎行的七律中选了五十行对句作为《鹿鼎记》的回目。不过,金庸也在几本书中没有坚持这种通俗文学固有的思维惯性,殊为恨事。尽管如此,金庸在回目上的成就还是鹤立鸡群,试看《天龙八部》四十一——五十回的回目:“燕云十八飞骑/奔腾如虎风烟举/老鹰小丑/岂堪一击/ 胜之不武/王霸雄图/血海深仇/尽归尘土/念枉求美眷/良缘安在/枯井底/污泥处/酒罢问君三语/为谁开/茶花满路/王孙落魄/怎生消得/杨枝玉霞/敝履荣华/浮云生死/此身何惧/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这一曲气吞万里如虎的《水龙吟》于细微处峰回路转,英雄侠义与儿女情长互为映衬,真是“虎啸龙吟,挽巢鸾凤,剑气碧烟横!”④

再次,金庸小说潜移默化的借鉴了一些中国式的传统手法,如说书艺术、插科打诨角色的引入、全知叙述和次知叙述的运用、戏剧舞台的架设、假全知状态下的视觉与心觉的堂皇运用等。如在人物的塑造上,金庸依靠视觉与心觉的运用,半明半暗地描写人物和事件在客观视觉中留下的意味深长的空白点,轻易地迷惑住了读者,加上精细的心理刻画,终使岳不群成为武侠小说史上最成功的“虚伪家”。又如周伯通、桃谷六仙、岳老三、华山二老等插科打诨一类角色的引入,更令金庸小说锦上添花,对于减低小说的沉闷气氛大有裨益。李渔的《闲情偶寄》就说了“插科打诨、填词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欢、智愚共赏,则当全在此处留神。文字佳、情节佳,而科诨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韵士,亦有瞌睡之时。作传奇者,全要善驱睡魔,睡魔一至,则后乎此者虽有《均天》之乐,《霓裳羽衣》之舞,皆付之不见不闻,如对尼人作揖,土佛谈经矣。”⑤但即使是如此“末技”,也是多少文人梦寐难求的啊!

到了这里,真相才清晰起来:中国形式的写作传统处于作品中整体艺术构架中较符合传统欣赏习惯,较易为大众所感知的位置,它们较早地随着说书、ping话、弹词等艺术形式深入民间,成为影响读者审美心理的重要因素。类型化或程式化的写作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贬义,还有可能是某些艺术形式的重要特征的中性表述,只有“胸中大有丘壑”的“装载家”才是最后的赢家。优秀的作家总是会想方设法去丰富作品的内涵和艺术表现手法,如锤炼语言、增添新的类型或亚类型、将中西相形式结合等等。而金庸小说的成功也就在于它大俗大雅,至幻至真,超越俗雅,充分的继承了中国传统形式的衣钵,发扬了其武侠小说的特质,成为了20世ji最中国形式的小说。金庸是矛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缺陷,一个真正意义的作家总是生活在矛盾中并探索着人间百态。



王朔先生在《我看金庸》里曾引言道:“金庸小说的文字有一种速度感。”又说“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⑥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金庸的语言的确有速度感,是白话小说,很俗,而这也恰恰是金庸语言的长处。只是,王朔用金庸的优点或长处去批金庸,孔门卖文之际未免有点贻笑方家的味道。

金庸的语言可以用“行云流水,平中见奇”一言以蔽之。金庸在行文时常会引用一些古典诗词,并运用的极富韵味,但其语言的主要魅力不在于此。金庸的语言通俗,浅显,流畅,灵活生动,没有难认的字,难懂的词和艰涩的句子,语言的动作性强,极善构筑戏剧性场面,具有一种令读者忘记或忽略文字的速度感。读金庸小说时,迎面而来的是古朴、苍劲的感觉,初看似乎语不惊人,但愈展开愈魅力无穷。金庸总是试图在作品中不说而又说点什么,那意境的升华令人如饮佳酿,读者于微醉之间已无形之中进行了一场灵魂的“加冕”。毋庸置疑,金庸的笔是灵动而又厚重的,但也诚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的语言,之所以看起来没有什么突出的特殊,那是因为作者并不追求风格的单一性,而是进行不同方式的叙述探索,不断改进和创造自己的叙述方式及语言风格,同时不断地拓展语言的疆域,丰富小说的形式美感。”⑦如其为郭芙设计的一系列语言就不仅把她的尖酸、刻薄、娇气表现了出来,还把她对杨过既爱且恨的女人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试看《神雕侠侣》三十九回《大战襄阳》里对郭芙的描写:“郭芙一呆,儿时的种种往事,霎时之间如电光石火般在心头一闪而过:‘我难道讨厌他么?武氏兄弟一直拼命来讨我的喜欢,可是他却从来不理我。只要他稍为顺着我一点儿,我便为他死了,也所甘愿。我为甚么老是这般没来由的恨他?只因我暗暗想着他,念着他,但他竟没半点将我放在心上?’……20year来,她一直不明白自己的心事,每一念及杨过,总是将他当作了对头,实则内心深处,对他的眷念关注,固非言语所能形容。
可是不但杨过丝毫没明白她的心事,连她自己也不明白。此刻障在心头的恨恶一去,她才突然体会到,原来自己对他的关心竟是如此深切。”可以这么说,郭芙这个人物的刻画在金庸小说中是极具里程碑意义的,她的意义绝对不下于黄蓉、小龙女以及李莫愁,而大多数的读者却总是先入为主的把自己当成了杨过,而把郭芙当成了对头并对之无比痛恨,殊不知此举乃是入宝山而空回,买椟而还珠了。金庸小说就是这样:语言升华成性格,性格升华成命运,而命运反过来又影响语言,如此循循导之,步步深入。

金庸语言不仅借助白描和心理刻画,还常随心所欲地运用各种修饰手法。记忆犹新的是《雪山飞狐》中描写胡一刀夫妇的那句话:“这一男一女啊,打个比方,那就是貂禅嫁给了张飞……”在这里,人物形象借助语言的勾勒而显得如鱼得水,它唤起的想像与联想让读者再也抹不去对这一对夫妻的记忆。金庸的语言还很幽默诙谐。从“老顽童”到“桃谷六仙”再到“韦小宝”,这些令人捧腹的人物使得小说此起彼伏,有滋有味。他们或是成为一种意义或思维的化身,或是成为小说重要情节或线索充实小说内容,或是与叙事角度和pingdian相结合,不但为金庸小说吸引了无数的读者,也为这个快节奏的世界注入了一股活力。

在故事创作中,几个事件可以同时发生,但是话语却必须把它们一件一件地叙述出来,即使是《天龙八部》这么一部气势恢宏、多头并进的作品也得如此。这就要提及语式中的讲述与描述。讲述与描述的区别体现在叙事角度、人称转换、叙事与故事的距离以及叙事态度上,“讲述是历时性的叙述,提供故事的来龙去脉,交代人物的过去以及有关信息”;而描述则“比较含蓄,多用客观或‘中性’的语调”,是“给定了场面的戏剧性的现时性的叙述型语式”⑧。讲述与描述的灵活运用在金庸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倚天屠龙记》第二章《武当山顶松柏长》的最后一段写道:“张君宝其时年岁尚轻,也不敢断定自己的推测必对。他得觉远传授甚久,于这部九阳真经已记了十之五六,十余年间竟然内力大进,其后多读道藏,于道家练气之术更深有心得。某一日在山间闲游,仰望浮云,俯视流水,张君宝若有所悟,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猛地里豁然贯通,领会了武功中以柔克刚的至理,忍不住仰天长笑。”这是描述性的,后面又接着道:“这一番大笑,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宗师。他以自悟的拳理、道家冲虚圆通之道和九阳真经中所载的内功相发明,创出了辉映后世、照耀千古的武当一派武功。后来北游宝鸣,见到三峰挺秀,卓立云海,于武学又有所悟,乃自号三丰,那便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张三丰。”这又是讲述了。在这段话里,描述转换成讲述是不着痕迹的,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袁崇焕ping传》时肯定更会有这种感觉。

金庸对语言是花了不少工夫的,他的风格是“经过了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他还说:“写小说内容求‘雅俗共赏’,文字能‘清简流畅’,此吾之愿也。”⑨王安石的诗说得好:“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金庸曾多次修改自己的小说,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一肩挑”的良苦用心比起“批阅十载,增删数次”的曹公雪芹来也毫不逊色。例如,金庸在章目上就将《书剑恩仇录》的第一二回由“古道骏马惊白发,险侠神驼飞翠翎”改成了 “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这使得这两章章目在意境、平仄等方面都更切合文本。又如在《射雕英雄传》的开头,金庸增加了张十五说书的故事。这种说书艺术将叙述者、听者、读者等自由结合,作者自由出入其间,以生动逼真的临场感,满足了读者理清来龙去脉的愿望,唤醒了读者心目中潜藏的人物形象。而这种艺术与别的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在《鹿鼎记》中更是得到了最佳的展示,为这部20世纪与众不同的武侠小说的增加了不少艺术价值。 金庸以他的生花妙笔冲破了小说形式的限制,超越了俗雅之界,对语言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英国gov在香港施行的重英轻中的殖民教育做出了无声的反抗。



金庸懂得挖掘现实,更懂得挖掘远离现实生活的“真实”(人的情感、性格、道德、信仰等)。然而,梦回江湖后,在金庸用小说特有的形式和语言引领读者想象并把握历史的脉搏的同时,理想却只能一点一滴地积淀现实,因为理想只能永远走在现实的前面引导与提升现实,却永远不能完全代替现实,所以,无论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金庸小说主人公,最终还是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江湖这一“母体”。如郭靖与黄蓉。他们的爱情以牺牲黄蓉的代价来对郭靖做出一种虚幻的补偿,令一个活泼、轻柔、聪慧、灵敏的女子来向木讷、刚毅、质实、朴拙的男性做出一种超乎生死的承诺,这本来就是浪漫主义的产物,但是我们却无法不看到郭靖在许多时候都可以抛弃黄蓉,所谓“巧妻常伴拙夫眠”本就是儒教文化中类似“书中自有颜如玉”一般的“仁中自有颜如玉”的麻醉剂而已。又如“自由之神” 令狐冲,他生性率直、兴味随意、活的潇洒,是金庸小说中最洒脱之人;但他又是最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之人,他依恋师门,极力维护师傅、师弟,他交友只认情义,不分正邪,他受到委屈从来是反躬自问,不责怪他人。个性的张扬与道德的完善在他身上得到最完美的结合。不过,令狐冲也毫无振奋的勇气和信念,倘若不是作者及时安排任我行之死,他必定也死了;倘若不是安排岳灵珊对令狐冲的背叛,令狐冲的爱情也必将在岳灵珊和任盈盈的无所取舍中霜冷长河。这就意味着令狐冲的结局实际上是一种“虚假性的结局”,他的归隐和乔峰意义上的死毫无区别。

金庸小说的艺术价值又恰恰在此,他以武侠小说的幻景形式和生花妙笔有效地掩盖了现实处境的严峻,完美地连缀了来自现实的矛盾的裂缝,而向世人昭示出一种理想化、和谐化的世界的可能性,并防止历史文化语境的印痕和创伤的暴露,充满热情地言说着这个世纪所交托给文人的侠客梦。陈平原说:“不敢说没有江湖就不存在侠客;可武侠小说中倘若没有一个虚拟的‘江湖世界’,侠客就不可能纵横驰骋大显神威。”正如《西游记》写的最好的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金庸小说的美在那浪漫主义建构的艺术画廊里,是乔峰大战少林、聚义庄之时;是郭靖华山论剑之日;是令狐冲挥舞独孤九剑之间;是杨过携手小龙女的刹那;是李莫愁引吭高歌衣带渐宽终不悔的瞬间;是韦小宝脚底抹油的顷刻……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庸武侠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正在于此。

参考资料:

①②杜南发:《长风万里撼江湖——与金庸一席谈》见钟晓毅、费勇编《金庸传奇》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④金庸:《天龙八部•后记》、《天龙八部•目录》,《金庸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⑤李渔:《闲情偶寄•科浑第五》,作家出版社1995年

⑥王朔:《我看金庸》,北京《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日

⑦陈墨:《金庸小说人物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1年

⑧格非:《小说叙事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⑨金庸:《求全之悔不虞之誉》,见朱汉民、江堤主编《金庸:中国历史大势》,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⑻ 金庸的小说是怎么写出来的素材和创作历程

1、金庸的武侠创作是个渐进的过程,不仅在于技巧的磨练,也在于小说的表现主题不断的进步。
2、金庸的小说思想是随着长足的人生而进步的。《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一文中,金庸强调“技巧并非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因为个性和感情是金庸小说的主要表现内容。
3、具体例证阶段。
1)1955年,金庸创作出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看得出他的是非观念还是受了些传统演义小说的影响:小说中杀清兵都采用痛快的语气。
2)续集《飞狐外传》中陈家洛出场,胡斐见他面有“郁郁”之色,他只要是有利于全民族大局的,便奋不顾身去做。这就是所谓“不合时宜的执拗”。《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关于仍让乾隆做皇帝,只是以汉人的名义统治天下的计划虽然可笑,但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腔热血,犹使人感动。中国千百年来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思想和精神在陈家洛口中这16个字上,都可见之一斑。可惜由于全书价值判断不明确和写作技巧的粗糙使这一主题不能得到充分适当的体现,但从此,这种积极入世、为国立身请命的思想和气概成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主要的人生主题之一。从陈家洛至袁承志、郭靖、张无忌、萧峰……金庸的技巧不断地进步,思想更趋向深刻现实,但这一主题始终明朗清晰地屹立着。

⑼ 射雕英雄传的文学手法

金庸小说叙事结构不拘泥于现成的叙事模式,而是不断地进行创新改造。小说的结构是一种特殊的世界图式、一种骨架,相当于建筑中的立柱横梁,使整部小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向世界发话。一个结构往往包含着若干可以解读却又难以一时解读甚至长期解读不尽的文化和审美的密码。金庸小说所展示的意义世界,藏着一些思想结构,文章运用叙事学原理,将金庸作品中最基本而又共通的意义一一还原出来,按其小说组合要索的变化列成模式,多层次分析了金庸小说的三维结构形态。
金庸继承并改造传统叙事模式,使陈腐的叙事模式表现出新的内涵,透过纷纭复杂的情节,贯穿其中的是金庸小说的三个母题:寻找自己——爱的困惑——归隐情结,形成一种主导性模式——“生存模式”,作者有意识地揭示人类的生存处境,其作品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体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金庸小说最动人处在于具有多重内涵的悲剧描写:选择特定的历史时期为环境要素以渲染悲剧气氛,让人物从命运、爱情、性格、人性诸方面去演绎悲剧人生;以“故事中的故事”的独特性情节设计形成双重悲剧;“假喜剧”的悲剧形式的选择……这些是对传统武侠小说的根本性突破,甚而是对悲剧本身的突破。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生悲剧是在人性与社会性的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因为成因的不同可以分为人性悲剧与社会悲剧两类。
金庸武侠小说经历了一个自然的“反武侠”发展过程,反映为他对包括武侠人物身份和武侠小说主题的认识的渐变,是从传统文化之侠到无侠、非侠的对侠的否定,“反武侠”的实质,既包含他对自我和传统文化的否定,也包含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反武侠”的结果,是“后金庸”武侠小说的衰落。从武侠小说文类的内部因素包括时代背景、人文信仰、人性因素、象征色彩等方面进行变革提高,从外部因素包括武侠文类的杂合性与边缘性、对武侠小说作者的要求入手,武侠小说这一文类仍然是有前途的。
金庸小说的特点:一是丰富性,多种多样,包括了古今中外各种小说回目的形式;二是创新性,用诗、词做标题,这在古今小说回目中少见。
金庸创作经由对于主体性的怀疑而获致宽容多元价值的后现代性立场;由此,儒、道、佛及现代性文化价值并存于虚构的江湖世界,在对峙、交谈、相互解构中明晰地敞亮各自的意义和局限;进而,尊重边缘话语的存在意义破除了对于一切中心价值强制性统治的迷信,肯定了人类生活摆脱异己价值看管的狂欢状态的内在诗性。
以虚构写真实
《射雕英雄传》中,即便金庸如何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但从本质上来说,小说依然是文学虚构的产物,无法巨细靡遗地刻画出当时历史的每一处角落。
首先看“郭靖”这一人物。历史上确有此人。据《宋史·忠义传四·郭靖》记载:有郭靖者,高桥土豪巡检也。吴曦叛,四州之民不愿臣金,弃田宅,推老稚,顺嘉陵而下。过大安军,杨震仲计口给粟,境内无馁死者。曦尽驱惊移之民使还,皆不肯行。靖时亦在遣中,至白厓关,告其弟端曰:“吾家世为王民,自金人犯边,吾兄弟不能以死报国,避难入关,金为曦所逐,吾不忍弃汉衣冠,愿死于此,为赵氏鬼。”遂赴江而死。这件事发生在1207年,而《射雕英雄传》中写的就是自1196年始到1221年结束,从这一点看,时间上是符合的。只是这个侠义人物死得太早,在他死后十几年,成吉思汗才率军西征。因此,历史上真实的郭靖并不像金庸笔下的郭靖那样风光八面, 在蒙古大军西征中立下的汗马功劳更是子虚乌有, 此“郭靖”非彼“郭靖”。但可以确认的是,《宋史》中这位“郭靖”大义凛然的民族英雄形象与《射雕英雄传》中老实木讷却勇猛担当的“郭靖” 形象倒是如出一辙。
显然,“郭靖”这一人物本身具有部分历史意义的真实,同时也具有金庸主观创作后的虚构性。
另有一例, 在小说的最后,成吉思汗与郭靖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两人在草原上驰骋:成吉思汗勒马四顾,忽道:“靖儿,我所建大国,历代莫可与比。自国土中心达于诸方极边之地,东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说古今英雄,有谁及得上我?”郭靖沉吟片刻,说道:“大汗武功之盛,古来无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风赫赫,天下却不知积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儿寡妇之泪……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成吉思汗一生自负,此际被他这么一顿数说,竟然难以辩驳,回首前尘,勒马回顾,不禁茫然若失,过了半晌,哇的一声,一大口鲜血喷在地下。郭靖吓了一跳,才知自己把话说重了,忙伸手扶住,说道:“大汗,你回去歇歇。我言语多有冒犯,请你恕罪。”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一张脸全成蜡黄,叹道:“我左右之人,没一个如你这般大胆,敢跟我说几句真心话。”随即眉毛一扬,脸现傲色,朗声道:“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话!”在马臀上猛抽一鞭,急驰而回。
当晚成吉思汗驾崩于金帐之中,临死之际,口里喃喃念着:“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着郭靖的那番言语。
在《射雕英雄传》中,成吉思汗当晚就驾崩了,与书中时间点对应,在1221年。而实际上历史记载的成吉思汗驾崩是在1227年, 金庸让他早死了6年。
能确定的是文学创作正是在文学与历史的这种虚实交错的盘根错杂中而产生。假若小说中成吉思汗与郭靖对话之后并无任何举动, 这一段对话充其量也就是小说中为情节服务而存在的许多虚拟对话之一。
但金庸故意借郭靖之口,批判成吉思汗杀戮好战,并虚拟了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情节——成吉思汗本身重病,听了郭靖之言,茫然若失,病急攻心,当晚驾崩。这就使得郭靖的这一番言论格外惹人重视,尤为凸显犀利与分量之重。
在金庸看来,暴力与杀戮不该是英雄之举, 而只有在郭靖口中,“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寄托着他心中的英雄主义。显然,虚构郭靖与成吉思汗的对话目的也在此, 金庸在塑造着他内心认可的英雄。 身体叙述策略
金庸小说最常用的“身体叙事”策略是以“弱”写“强”,该叙事方式颠覆了人们对侠客身体的惯常想象,增加了不可预测性,解放了侠客的身体,让高强的武功不再仅仅寄身于“相貌堂堂”的躯体之中,各种身体形象都和武功产生了紧密联系,使读者与侠客身体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武功的高低与身体的“高大强壮”没有必然联系,相反,那些“肌肉猛男”往往是武功较低甚至不堪一击的。武功真正高强的侠客往往瘦小斯文,甚至老弱病残,他们以“柔弱胜刚强”的深刻反差。金庸小说中侠客身体“弱”的表现有四种:
第一是矮小瘦弱的身体。这似乎与高超武功无缘,但在金庸那里却偏偏武功高强,这种打破读者惯常思维的“陌生化”策略,在金庸小说中十分常见。
金庸大量使用了这一叙事策略,说明这是一种自觉的叙事机制。这种叙事策略断绝了身体与武功之间的简单对应而让人不敢“以貌取人”,解构了日常定式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侠客的印象,使侠客世界增添了一份神秘。
第二是残疾缺废的身体。成为大侠并不一定需要身体素质的“天生异禀”,残疾缺废同样可以成为武林高手。这也是金庸处理侠客身体的一个叙述策略,同样是以强烈反差来丰富侠客的身体。残疾缺废的武林高手很多,如洪七公、梅超风等。侠客们残而不废,残疾人同样可以独霸一方,练成独门武功。
第三是疾病缠身的身体。一些武功高强的侠客却总是病怏怏的,都总是“一副病象”。武林高手却“满脸病容”,让人们对身体与武功之间的诡谲关系不敢轻易下判断。病怏怏的身体与惊世骇俗的武功结合在一起,出乎意料地消解了读者的习惯思维,增添了侠客武功的神秘莫测感和身体的吸引力。侠客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一样,使得侠客叙事亲切化、日常化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叙述”。日常可见的“平常身体”与“不平常”武功之间的关系,让读者在熟悉中品味陌生,感觉伸手可触却又遥不可及。英雄凡人化、凡人英雄化是《射雕英雄传》的一种美学效果。
第四是与“武”相对的“文”。金庸笔下有很多“书生”侠客,书生的惯常形象是斯斯文文的,与侠客相去甚远,但在金庸笔下偏偏是侠客,外表清雅而武功高强,让人不敢小视。《射雕英雄传》“江南七怪”之一朱聪,是书生型侠客。书生的文雅外表与强悍功夫形成鲜明对比,让侠客的身体又一次变得让人震撼,身体的层次更丰富曲折,“文”与“武”以身体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好处是引起读者的惊叹之情,以反差使读者不由得“停顿”一下,调动读者积极阅读的主动性、创造性。武功对身体的“背叛”所产生的张力,大大激活了对侠客世界的超越性想象,身体不再是武功的直接表意符号而有了“文学功能”,成了对压抑的反抗与自由的叙述。这些“反常”的叙述,既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建构,解构惯常的简单对应,建构新的复杂关系,既是对武侠神秘性的解构,又因身体与武功之间的不对称建构了新的神秘。
当然,身体本身的高大威猛自然是侠客的先天优势,更容易在江湖立足。俗话说“一力降十会”,强壮身体与高超武功的“强强联合”自然更有大侠风范。虽然身体本身的先天条件并非成为侠客的前提,但金庸也不会刻意回避、抛弃高大威猛在侠客身体中的地位,如果那样反倒不真实了。金庸笔下高大威猛型的侠客也相当多,这使侠客的身体叙述显得更自然真实。《射雕英雄传》郭靖、黄药师、欧阳锋都是魁梧异常。高大魁伟型是金庸众多侠客正常身体形态的一种,是一种正面叙事,是一种明写、实写,相当于“破”中之“立”、“逆”中之“顺”,顺应了读者对侠客身体的惯常想象。有正有反,有破有立,叙事层次因而更丰富。
“美”的身体
侠客身体叙事中的最耀眼之处是大量的女侠,女侠在江湖的行走使侠客的身体世界变得万紫千红,改变了侠客身体世界的结构。从武侠小说发展的历史而言,女性侠客的出现,整个影响到江湖结构上的体质改变,主要是注入了柔情的因素,这不但使得江湖的阳刚气息得以藉柔情调剂,更连带影响及英雄侠客的形貌与性格的描绘。大量女性美丽迷人的身体,改变了侠客世界男性主宰的身体结构,减缓了紧张的气氛,多了一层浪漫色彩。女性在金庸小说中是真正独立的侠客,而不是装饰的“花瓶”,不是武侠世界的“她者”,不是单纯用来“养眼”的美女,也不是用来吊人胃口的陪衬。一些女侠甚至比众多男侠还要有魅力,她们不再是边缘而是中心。金庸花费大量笔墨描写的女侠客柔美身体里的无限能量,叙事重心向女性倾斜,众女侠在武侠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金庸对武侠小说叙事转变的巨大贡献。
既然是美女型侠客,自然有万种风情。柔美的身体之中蕴含着高强的武功、善良的心灵与智慧,使侠客的身体世界多了一种圣洁的美丽,成为武侠世界最美的风景。把美女与武侠结合得如此生动自然,给读者无限的想象、愉悦与美感,这是金庸小说最成功的魅力所在。
自金庸小说的女侠叙事开其端倪,女性从被动者走向主动,从欲望客体成为叙事主体,女性第一次真正成为武侠小说的第一主人公,是对女性的一次武侠大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也不能否认,金庸小说中总是“梦中情人”一样的美丽女侠,某种程度上也是男性眼光中对女性的另一种“想象”叙述,也有一定的“美化”因素。
“善恶”的身体
金庸小说侠客身体叙述的另一个策略是斩断了身体与善恶之间的单一定向关联,使善恶和身体之间失去了必然联系而变得复杂起来,不再是简单的好人好貌的“道德身体”。金庸在侠客的身体叙述中避免了简单的善恶对应与叙事者直接的道德“评述”,没有直接充当“审判官”的角色,这使得叙事视角更隐蔽,叙事更自由,人物形象可塑性更强。而且,这种叙事让读者产生的感情不是那种单纯的情感,而是混合的复杂情感。这种手法在金庸那里用得很多很纯熟。
在金庸对侠客的身体叙述中,当然也有恶人与恶相的对应。恶人恶相的对应在金庸那里不是主要的,大量恶人长得非常美丽,善恶美丑之间产生强烈反差,给读者极大的冲击。男的儒雅,女的娇美,善恶与身体形象之间形成了多重的错综复杂关系,去除了符号化的模式,身体信息具备了多重隐喻性,读者有了更多回旋想象的余地,因而更有审美价值。更进一步就文化伦理而言,在某些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下,由于社会公正的缺失,黑社会就和一些亚文化形态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有限度和有条件的“私力救济”方式,并因此而被美化”,金庸小说的身体叙述手法,将善恶反转与侠文化的善恶反转形成同构对应,就避免了全知全能的伦理判断,在叙事伦理边界的模糊中获得了更好的叙事与审美效果。
斩断身体和善恶之间必然联系的叙事还有一种:侠客的身体本身是模糊的,其武功出神入化,天下皆知,但身体却没有什么交代,留下无限“空白”与想象空间,等待读者自己“具体化”想象,那些侠客的身体如何“强”、如何“善”等等,成为一个个“召唤结构”,上升为一种叙述策略。
大量重要侠客的身体叙述简单,绝非作者疏忽大意,而是叙述策略之一。例如,郭靖的身体本身是模糊的,只能从只言片语中想象他们的“高大强壮”。这些“身体空白”型侠客延缓了叙述时间,增添了阅读曲折,金庸笔下不少侠客的身体都采用了该叙述方式。最主要人物的身体“空白”犹如中国书画里的“留白”,相当于“暗”写、“虚”写,举重若轻,像磁石般吸引读者自己去完善、补充、丰富和想象,在虚实相生中形成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充分调动读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去品味故事。
“易容换面”的身体
金庸小说身体叙述还有一种策略,是本来波澜不惊的身体形象通过面具、易容术等乔装改扮的频繁使用,通过前后出人意表的突然变化,超越读者的“期待视野”呈现出惊人的效果,让平淡的身体产生悬念,使身体形象成为故事情节。黄蓉曾经易容换面过,从“乞丐”变“美女”,揭下一层面皮之后竟是“武林中美人”,通过颇具戏剧性的处理,使读者产生跌宕起伏的感情,简单的身体形象竟也成为悬念,身体形象本身的变换牵动着读者,达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但又具有“合理性”。在这种看似“不可靠”的叙事中,加深了读者对人物的印象,成为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产生了自然又奇妙的效果,让读者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金庸通过身体“聚焦”方式的多样化,尽可能增加叙事层次,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通过丰富的叙述策略,延缓了简单身体交代的节奏,增加了身体叙事的时间与空间跨度,展示了身体的变化,使侠客的身体本身成为一种叙事,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身体叙事不仅和武功、情节等联系在一起,更是成功塑造鲜活人物形象的必备环节,避免了雷同,增强了个性,把侠客从类型化通俗形象提升为丰满的文学形象,是金庸小说的一大成就。
金庸小说身体叙述上的匠心、技巧与艺术性,提升了武侠小说的文类品格,使之在情节的传奇性、武功的深奥性、侠义精神的感染性、文化的浸染性、人情世态的现实性等等之上,开拓了武侠小说的空间。金庸小说的文学性成就是卓越的,其身体叙事策略就是这种卓越文学性成就的表现之一。 《射雕英雄传》是一本极成功的小说,郭靖是一个出身农家的朴实少年,生性质朴。郭靖似乎是正统道德观念及传统侠义精神的化身,他的一举一动无不发自自然内心,“郭靖”这个人物的真实感,大部分来自他朴实而真诚的特质。
郭靖最重要的是他的人格,武功犹在其次,他自小人生目标便十分明确:做个好男儿,为父亲报仇。“报仇”这个观念,在现代现实社会当然不容许,但在武侠小说的幻想世界来说,却是基本的道德责任。郭靖“报父仇”的目的,是履行社会义务的一部分。
郭靖的道德观念不是从高深理论所得来的,而是基于一些十分平常的信念,例如尊长的吩咐必须遵从,答应了人的事一定要做。对朋友要忠心,不能贪生怕死。不可欺骗人。不可贪人钱财等等。“为国为民”,就是从这些简单平常道德观念而来的理想,没有什么难懂之处。郭靖的不平凡,在于他由始至终毫无犹豫地忠于自己从小培养成的道德信念。
聪明人在道德问题上往往摇摆不定,愚钝的人反而坚定而意念明确,郭靖生性质朴,他在道德抉择上也异常清楚,这是符合实情的。他在华筝公主与黄蓉之间,选择了跟华筝成亲而舍弃黄蓉,黄蓉凄然问他原因,他就是说:“我是个蠢人,什么事理都不明白,我只知道答允过的话,决不能反悔。可是我也不打诳,不管怎样,我心中只有你。”郭靖的笨拙反而是他令人信任敬重的根由。
郭靖有一段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小郭靖蕴涵成熟的郭靖,他的个性及道德伦理基础也始终不移,但是他透过经历,从被动变为主动,他的道德价值也由外来的规戒演变成他自己的处世原则。他在华筝及黄蓉之间的抉择,就是一个精彩的例子。郭靖开始时是想,尊长为他规定了的事必然是对的,所以他必须娶华筝;但是按照父亲的遗命,郭靖要跟杨康好,而按照杨伯父的遗命,他得娶穆念慈为妻;这些事显然是不能做的,那么尊长为郭靖规定的事就一定对了。郭靖想到“答应了人的事决不能反悔”,他就毫无疑问了。郭靖答应了娶华筝,他一定要实践诺言,这个例子是个清楚的转折点,郭靖由服从尊长的被动道德层次,进展到自己承担自己言行的后果的主动层次。
这个例子的一个有趣之处是,在“尊长规定”与自己内心感情倾向两个准绳之间,他选择了内心感情倾向,他不肯为“别人的几句话”而跟黄蓉分开;但在自己的感情倾向与道义责任之间,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道义责任。
郭靖的政治醒觉,跟他的武功一样,全是经他努力,一点一滴积聚至充盈处,终于水到渠成,起初,他最大的责任不过是为父亲报仇,为七位师父争面子,好好打赢杨康;但是随着经历与见识的增长,他渐渐体会到正邪之间的斗争。国家大事及民间疾苦需要有人承担解救。
郭靖在意外情形之下领导了蒙古人抗金战事,经过这番经历,随后又经过极艰难的考验反省,郭靖不再是“傻小子”,他终于确立了“为国为民”的终生目标。
郭靖是人,他是有缺点的,这无损于这个人物的成功,反而令他更有真实感和亲切感。郭靖这个人物能够写得成功,起码有一半是因为有黄蓉的烘托,没有黄蓉的活泼古怪,郭靖的愚钝必然沉闷之极;不是黄蓉,郭靖的经历不可能这样新奇有趣,黄蓉是小妖女,郭靖是大好人,黄蓉听郭靖的话,但是没有黄蓉,这个大好人许多事情都解决不了、弄不明白。
最重要的是,是黄蓉这小妖女使他能做大好人的。他没有哄洪七公教他武功,是黄蓉哄他;他可以只顾悲痛,不去想是谁在桃花岛杀了他五位恩师,黄蓉自己会为自己及父亲雪冤,然后仍对他好;他可以顾全恩义确定娶华筝的诺言,黄蓉不管什么婚姻之约,继续跟他一起,若非黄蓉道德观念随和,事事以他为重,郭靖的坚守原则就没有那么易办。
若说郭靖这个人物有何缺点,那就是他太幸运了,似乎他能做他的道德完人,是因为运气使他不必付出太大代价,正因如此,他后来的道德专制,也就更令人不大信服。 社会各界名流对靖蓉恋的点评:
1、香港作家项庄:郭靖是拙而真,黄蓉是巧而真,他们都是绝代之人,是绝配!
2、内地金学家陈墨:在金庸的小说中,最为读者赏识和推崇的爱情故事莫过于射雕中的靖蓉配了。他俩被认为是人间最佳配偶,最幸福美满的姻缘。
3、北大教授孔庆东:靖蓉恋被认为是金庸小说里最标准经典的爱情,纯真浪漫,引人入胜。黄蓉是金庸笔下最完美的女性形象之一。郭靖和黄蓉是金庸笔下的“正格”爱情,英雄美人式。
4、佚名:黄蓉是金庸武侠小说甚至所有武侠小说中女主人公的极品。
5、内地学者费勇,钟毅:黄蓉之看中郭靖是真正的慧眼识英雄,他们是金庸作品中最幸福圆满的一对,堪称天下有情人的典范!
6、内地学者幺书仪:靖蓉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命理想境界的追求和赞美!
7、台湾作家三毛:至拙配至巧,竟也天成!
8、台湾学者曾昭旭:是美满爱情的正格。
9、台湾学者苏嶝基:这对小儿女,一个耿直木讷,一个聪慧乖巧,他们在张家口邂逅相遇订交,终至彼此相爱而结为夫妇,从一开始他们的爱情就极为真挚感人。
10、香港才女林燕妮:黄蓉是标准的解语花。金庸笔下的女人,我最喜欢的便是黄蓉,有人不封她为“绝品”,也许是太有现实生活代入感之故,想想这样的女人,绝对瞒不过,越想越怕,故此踢入冷宫。 我爱黄蓉,既因她巧,亦因她真,除了巧和真,她又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男人娶她为妻,包管一辈子不会闷。小龙女虽好,不过言语单调,其闷无比,假使我是男人,我会远远地欣赏她,而不会娶她。到底,“情深一片”,是什么东西啊?日日夜夜相对,也得有点生活情趣才成!象黄蓉,那便很多彩多姿,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时,她够聪明跟你一块儿去想,平日无事,她又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逗逗你,撒撒娇,吃吃醋,玩玩“煮饭仔”,捏个靖哥哥捏个蓉儿,用一千种方法告诉你她爱你、在乎你,我说她才是标准的解语花。
11、作家倪匡:在《射雕英雄传》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黄蓉了。可以讲黄蓉是《射雕英雄传》的灵魂,如果没黄蓉,小说情节就无法展开,人物性格也难发挥。金庸写黄蓉这一个角色时用过很多、很曲折的笔法来表达这样美妙的人物,写得非常之成功。
12、导演徐克:如果用如今的口吻来形容黄蓉这人的话呢,就应该是女强人。因为她除了聪明伶俐之外呢,在金庸写这个人物的时候呢,有写到她又可以入厨房,又可以上大台,又可以入厨房,就是煮菜煮得好之外,好多的大场面,她都出现的话也毫不逊色。这样这个人物来讲,在如今来讲就是所谓“女强人”了。
13、作家董千里:黄蓉这个角色呢,又聪明又美丽,眉角眼梢充满灵气。我给她八个字“静若处女、动如脱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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