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派武侠小说论文

① 我毕业论文想写金庸小说里面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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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

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

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

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

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

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

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

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

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

(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

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

二

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

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

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

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

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

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

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

“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

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

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

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② 求研究性学习作文650字，有关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最为曲折、最为生动、最令人激动和痴迷。
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自他们相爱之日起，就离多合少，往往旧劫未去，新劫又生，历尽曲折悲欢，充满苦涩苍凉。然而他们又坚贞不渝、锲而不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海枯石烂情不变。从而迷醉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在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不自觉地坠入了一场迷梦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骗。这场欺骗并非来自小说的作者——也许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读者一样受了欺骗——而是来自“爱的幻觉”，来自人性及其爱情心理。
杨过和小龙女当真是值得称羡的佳侣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
这倒并不是因为杨过比小龙女要年轻几岁晚一辈，也不是因为杨过失去一条臂膀和小龙女失去处女的贞操——这一切小说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而主人公也确实是克服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障碍。
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的真正危机是他们的个性的极端对立，他们的人生理想及其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矛盾。他们实质上完全是两种人，当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而他们的相爱更恐怕是一场误会，一场不自觉的自我欺骗。
“异性相吸”，也许是产生这种误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异性”
不仅是指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爱上一个沉默稳重的人，一个聪明灵俐的人爱上一个木讷刚毅的人，一个外向的人爱上一个内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甚至可以归纳为一种“规律”，即异性相吸、相反相存。我们不否定这一点，也承认性格的相互补充是爱情与婚姻的和谐或妥协的一种较为有利的情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另一极”性格的自然的倾慕，源于一个古老的审美法则，那就是隔岸观景。我们总是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有距离的事物较自己身边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们总容易让那些使我们“不明白”及我们不具备（没有或没见过）的东西迷惑。..可是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审美距离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情形大致如此。
在古墓之中，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
有意味的是，小龙女第一次离开杨过，是因为杨过根本不懂得爱情：
小龙女正色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么？”她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的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
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她问到，不由得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第七回）
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欧阳锋找到杨过，疯疯癫癫地点了小龙女的穴道（那时她正与杨过脱了衣服练“玉女心经”），被对小龙女心仪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虚而入。小龙女以为是杨过，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杨过找到小龙女时，尹志平早已离去。杨过不知就里，而小龙女则以为杨过在装疯卖傻，不负责任。因而见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为杨过占有了她）
而气愤急怒，想要杀了杨过，终觉不忍，因而只有转身疾奔下去，离他而去。
可是杨过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师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以为“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师父了。”
杨过对他的师父小龙女，其实只有敬爱之心，却没有性爱之情；有亲近和依恋的关系，却没有热烈的爱情冲动。
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懂爱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爱有别于师徒之爱、姑侄之爱。
等到小龙女离开他以后，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才慢慢地意识到小龙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么。因而，他在追寻“白衣少女”（小龙女也总是一身白衣）的过程中，他结识了陆无双、完颜萍，并把她们当成小龙女的幻影。
他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小龙女却不知小龙女此人也只是一种幻影：爱的幻影。这幻影正是被他情窦初开的心创造出来的。
同时，这幻影也是最初环境激发出来的。
因为从此以后，他与小龙女就开始了离多合少，劫难重重的日子。除了这第一次分离以外，还有三次重要的或长久的分离，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礼教大防”而分离；再一次是小龙女因明白自己失身于尹志平，同时又以为杨过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离去；最后一次则是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药治毒，跳进了绝情谷底，从而使他们之间分离十六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离虽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龙女主动离去的。虽然她每一次离去，都有足够的“为了爱”的理由，谁能说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
无论是理智的回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分离和悬念。而这种分离与悬念又恰恰是激发杨过的强烈的情感及其爱的幻觉的最好的动力。分离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审美心理的距离。一次次分离之后的悬念总会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和放大。更何况每一次分离，都伴有使杨过不得不去追寻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龙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样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龙女是迫于“礼教大防”而离去，激发了杨过的反抗命运的热情（这在杨过的个性及生命中是一贯的）；第三次知道小龙女对他误解而离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则是为了一句诺言..
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爱情——我们权且称这种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为爱情——的追逐中，杨过始终是以热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这恰恰合乎杨过的性格，这种大苦大热的曲折追寻，正合杨过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已经比追求的对象更为重要。追求和期待虽然不无痛苦，但也是一种热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充满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侣，期待中的恋人总是要比真实的人美妙得多。
这一切乃是杨过的性格决定的。命运的障碍和外物的干扰，总会激起他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仅是为了“反抗”本身，他也会不顾一切不计生死的（这在他反叛全真派时已经有过充分的显示）。他和小龙女的关系遭到旁人的非议时，便又是如此。小说中写道：
..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样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事碍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
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并没有表明他对小龙女的爱本身。—
—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你就是让杨过为了反抗命运而娶任何人为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冲突所引起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分离，那又会如何呢？——这样的疑问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触及本质的。
强烈的爱的期待美化了爱的对象。热情的爱的追求掩盖了对爱的对象及爱本身的无知。这才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真正的悲剧。
十六年以后，这对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分离，这一对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离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了。
然而，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之间的爱情悲剧及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才会真正地拉开序幕。而以前这几十年的故事只仅仅是这一悲剧的长长的“引言”？——遗憾的是，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使我们保留了最为美好而强烈的印象，而无法猜度他们的“后事如何”。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作者。因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它只负责将美丽的情感悲喜（无论真正的结局如何）带给我们，将最为华采的乐章展示给我们，至于真实而琐细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
我们说过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幸福的。这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杨过是一个多情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无情无欲”的人。—
—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结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础。——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练，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精散，多欲则智损，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促，多笑则肝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肠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宁。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第39 回）显然，小龙女将此要诀练得很好，否则她无法在古墓中长大，尤其无法在绝情谷底一个人生活十六年之久。
其二，杨过是一个热情如火、活泼激烈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宁静冲虚、恬淡幽闭的人。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现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杨过曾说：“不错，大苦大甜，胜于不苦不甜。我只能发痴发颠，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龙女则恰恰相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小龙女则至淡至虚，如何为伴？
其三，杨过属于这个风尘劳苦、多劫多难的苍凉人生，而小龙女则属于古墓。她像是幽灵，又像是仙女。总之，她属于空谷，属于绝域，是花瓶加温室里的花，一经人间风雨就会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坠地狱。
以此种种，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也有过很好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谈到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结合，中间含有怎样的困难与缺憾呢？我们前文已提到这冲虚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极圆满的，这刚猛的生命也不是冲虚和清畅的生命。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结合就只是暂时的。小龙女之下凡是暂时应迹，杨过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冲动也只是一种心灵受伤时的暂时要求。到末了，小龙女还是要回归空境，杨过也还是要再涉人间的。所以他们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云之聚散，缘尽了，彼此挥挥手，各奔前程，则小龙女不失其应迹渡化，杨过也如其暂时小憩。而一定要归宿于此，而谋长久的结合，则不但处境磨难多多，内在的缺憾也是极深沉的。而杨过因种种外缘，毕竟决心归宿于小龙女了。于是，这一份感情便显现出悲剧性质来。这悲剧从杨过这边来说，便是他原可以凭借自己冲至道德理境，如今限于清虚的格局而不能出头了。
而从小龙女那边来说，则是她对杨过的许多言行表现有根本的不解。遂显出二人的结合，有着隐隐的危机。”①从本性来说，小龙女已是忘情灭欲的世外仙灵（只有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而杨过则是凡肠如火、风流热烈、活泼多变、偏激刚烈的世间英雄。小龙女之爱杨过，那是因为杨过热情依恋并不断“追求”（她则常常回避或逃避）；杨过之爱小龙女，则是隔岸观景、追光逐影要比苍凉的人间更有魅力。他们的恋爱起于古墓中没有外人的孤独的自然，而后饱经磨难、生死相许，历尽尘劫，反而显得格外的多姿，加强了追求本身的意义而夸张了情感的度数。
当然，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意见，只能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分析或综合。我们无法也不能去“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爱情？他们是否感到幸福？
他们是否能在一起过和平宁静的日子？这一切小说中都没有写，而我们也不是杨过或小龙女本人，所以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也不能让任何外人来判定，因为爱情与幸福乃是（当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这便是爱情的神秘处、诱人处。
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分离所造成，被期待所激发，被磨难所巩固、所推动。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主人公都是毅力惊人的人。尤其是杨过，小龙女因为无欲少情，反而能宁静长久。
然而不论怎样，我们都还要感谢金庸，他为我们写出了这种若即若离、曲折悬念的爱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美好、越是想要”
这种人性心理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
① 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论（神雕侠侣）中的人物形态》，见《诸子百家论金庸》，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

③ 求一篇论文，关于金庸的小说的，要求如下：字数2000左右，针对金庸的n部小说，从这些小说中

附上一篇相关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忠善仁义真豪杰 大恶大恨亦英雄

——赏析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恶人美

摘要: 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塑造了众多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类被称作“恶人”的人物形象，尤其得作者的笔墨所大力描画，从中能够品味出独到的艺术魅力，挖掘出以“大义豪侠”、“爱恨情恨”、“自我完善”为代表的三种审美意蕴，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道独特的审美风景！

关键字: 金庸《天龙八部》“恶人”独特美

摘自http://www.jiaoyuda.com/WenXue/

引言

金庸，全球华人界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他凭借自身广博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底蕴和文学创作功底，创作出十五部长短不一的武侠小说，将众多读者带入一个亦真亦幻的武侠小说世界，构建起一个浪漫唯美的独特文学境界。在他的引领下，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被提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武侠小说有了更多的可读性，并且作为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不相上下，共同促进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创的“新武侠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中以侠为主、以武为技的特点，更融合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精髓和更多的文学特性，使得新武侠小说一下子风靡全球华人，金庸也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武林盟主”。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陆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武侠小说一直是被禁止发行出版的，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流传开来。“精英教育”时期的大学生更是迷恋和喜爱金庸武侠小说，或许从未有过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金庸武侠小说这样被众人借阅传抄得如此破烂，被无数读者的手指翻得陈旧泛黑的纸张之中，融入进了每一位读者的美好幻想和爱恨情愁，从这一点上说，金庸是一位赢得最多读者的成功作家。

金庸小说中的武，金庸小说中的侠，金庸以众多美轮美奂的武功招式和着性格独特个性强烈的江湖侠客，将读者带进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底蕴的奇特世界，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国家历史、风土人情，任何一位读者信手拈来的一读都会被吸引进这个亦真亦假的武侠江湖。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