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阅读武侠小说研究
⑴ 金庸武侠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探究 研究性课题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然而,无论是接纳还是拒绝金庸,研究者们都很难跳出雅与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使是接纳金庸的学者也是把收编金庸作为自己的使命.以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来衡定金庸雅俗兼具、模糊二值判断的武侠小说无疑是削足适履的.金庸小说事实上已对20世纪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提出了挑战,那么,如何跳出这种二元思维设定的框架与模式,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研究频道?本文试图依托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及社会资本联动的文化研究理论,探寻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创意经营.
一、文化资本:在当代思想给养中运作中国传统文化
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通常以三种状态存在:具体的状态、客观的状态和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的积累集中体现在我们所称的文化、教育、修养之中,文化资本的经营是对累积的文化资本的现实运用与转化,这一过程表现为投资者的辛苦劳作,显现为经营者各个时期劳动力的变化,这种文化资本的自觉经营,为“文化资本”整合其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获取高额回报提供基础核心,并且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金庸成长过程和小说显现的人的教养、德行、人性,经由创办报纸、撰写时评与创造小说,表现为一种努力摆脱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个体精神羁绊的努力,尤其是撰写时评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政治学出身的文化经营者那份“超目的的合目的性”追求,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经营空间.在小说创作中则体现为他自觉地以更多的时间投入以剖析人性与体悟生命.
金庸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对待创作的认真态度,是他的文化资本的重要构成部分.金庸以严肃认真的艺术态度对待武侠小说创作,精心建构武侠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高度自觉地承传中华文化的价值,是金庸自觉经营文化资本并以此为核心整合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起点.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处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处的思考,不是要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要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精神气韵在当代文化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金庸成功地融会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其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从而构成他小说的独特的文化资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或许是良莠兼具,但在社会的特定发展时期,金庸小说文化资本运营,为社会开辟了一个广泛的市场,为不同的读者群提供了各取所需的文化资源.中华文化精神也在文化资源的现实转化中,着陆生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许多研究者都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不再作添足之论.本文重点旨在论述金庸的文化资本经营在当下语境中的功能与意义.
从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着眼,形式上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合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金庸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形式,在承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赋予小说以现代的思想,即以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的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创造出有别于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却无所作为.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作用与意义.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也尽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拼贴的仅仅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但是,如何遏止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和意识渗透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才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最可悲的了.
⑵ 求研究性学习作文650字，有关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是金庸小说中最出名、也最受人喜爱的人物。他们被认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他们的爱情故事也最为曲折、最为生动、最令人激动和痴迷。
这是一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故事。自他们相爱之日起，就离多合少，往往旧劫未去，新劫又生，历尽曲折悲欢，充满苦涩苍凉。然而他们又坚贞不渝、锲而不舍，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海枯石烂情不变。从而迷醉了无数的读者。
然而，我要说的是，我们像杨过和小龙女一样，在这一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中，不自觉地坠入了一场迷梦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欺骗。这场欺骗并非来自小说的作者——也许作者也像其主人公及读者一样受了欺骗——而是来自“爱的幻觉”，来自人性及其爱情心理。
杨过和小龙女当真是值得称羡的佳侣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至少不能完全肯定。
这倒并不是因为杨过比小龙女要年轻几岁晚一辈，也不是因为杨过失去一条臂膀和小龙女失去处女的贞操——这一切小说的作者都一一安排了圆满的解决方法，而主人公也确实是克服了这些微不足道的障碍。
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的真正危机是他们的个性的极端对立，他们的人生理想及其喜爱的生活方式的极端矛盾。他们实质上完全是两种人，当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走到一起本就是一次偶然，一种命运的捉弄，而他们的相爱更恐怕是一场误会，一场不自觉的自我欺骗。
“异性相吸”，也许是产生这种误会的第一个重要原因。这里的“异性”
不仅是指男女性别的差异，而且是指男女性格上的差异。我们常常见到一个活泼开朗的人爱上一个沉默稳重的人，一个聪明灵俐的人爱上一个木讷刚毅的人，一个外向的人爱上一个内向的人..等等，而都得到了相对完满的结局，甚至可以归纳为一种“规律”，即异性相吸、相反相存。我们不否定这一点，也承认性格的相互补充是爱情与婚姻的和谐或妥协的一种较为有利的情形。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对“另一极”性格的自然的倾慕，源于一个古老的审美法则，那就是隔岸观景。我们总是发现与自己不同的、有距离的事物较自己身边的、眼前的、熟悉的事物更美。我们总容易让那些使我们“不明白”及我们不具备（没有或没见过）的东西迷惑。..可是我们一旦“获得”，这种审美距离一旦消失，情形就大不一样了。杨过和小龙女的情形大致如此。
在古墓之中，两人只觉得互相关怀，是师父和弟子间应有之义，既然古墓中只有他们两人，如果不关怀不体惜对方，那么又去关怀体惜谁呢？——
有意味的是，小龙女第一次离开杨过，是因为杨过根本不懂得爱情：
小龙女正色道：“你怎么仍是叫我姑姑？难道你没真心待我么？”她见杨过不答，心中焦急起来，颤声道：“你到底当我是什么人？”杨过诚诚恳恳的道：“你是我师父，你怜我教我，我发过誓，要一生一世敬你重你，听你的话。”小龙女大声道：“难道你不当我是你妻子？”
杨过从未想到过这件事，突然被她问到，不由得张惶失措，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喃喃的道：“不，不！你不能是我的妻子，我怎么配？你是我师父，是我姑姑。”小龙女气得全身发抖，突然“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第七回）
这里有—个小小的误会，欧阳锋找到杨过，疯疯癫癫地点了小龙女的穴道（那时她正与杨过脱了衣服练“玉女心经”），被对小龙女心仪已久的全真派道士尹志平乘虚而入。小龙女以为是杨过，也就坦然失身了，等到杨过找到小龙女时，尹志平早已离去。杨过不知就里，而小龙女则以为杨过在装疯卖傻，不负责任。因而见他仍不叫她是“妻子”（她以为杨过占有了她）
而气愤急怒，想要杀了杨过，终觉不忍，因而只有转身疾奔下去，离他而去。
可是杨过确确实实是不知道前因后果。不知道如何得罪了师父，不明白“何以她神情如此特异，一时温柔缠绵，一时却又怨愤决绝？为什么说要做自己的‘妻子’，又不许叫她姑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所以然来，只有以为“此事定然与我义父有关，必是他得罪师父了。”
杨过对他的师父小龙女，其实只有敬爱之心，却没有性爱之情；有亲近和依恋的关系，却没有热烈的爱情冲动。
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不懂爱情，不懂性，不懂男女之爱有别于师徒之爱、姑侄之爱。
等到小龙女离开他以后，在寻找小龙女的过程中，才慢慢地意识到小龙女所要的男女之情是什么。因而，他在追寻“白衣少女”（小龙女也总是一身白衣）的过程中，他结识了陆无双、完颜萍，并把她们当成小龙女的幻影。
他以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爱上了小龙女却不知小龙女此人也只是一种幻影：爱的幻影。这幻影正是被他情窦初开的心创造出来的。
同时，这幻影也是最初环境激发出来的。
因为从此以后，他与小龙女就开始了离多合少，劫难重重的日子。除了这第一次分离以外，还有三次重要的或长久的分离，一是相聚不久，又因“礼教大防”而分离；再一次是小龙女因明白自己失身于尹志平，同时又以为杨过要娶郭芙而再度悄然离去；最后一次则是小龙女为了让杨过吃药治毒，跳进了绝情谷底，从而使他们之间分离十六年之久。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分离虽然各有外部原因造成，然而都是小龙女主动离去的。虽然她每一次离去，都有足够的“为了爱”的理由，谁能说这不正是她的本能的逃避呢！？
无论是理智的回避或是本能的逃避，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分离和悬念。而这种分离与悬念又恰恰是激发杨过的强烈的情感及其爱的幻觉的最好的动力。分离造成的是美感及其审美心理的距离。一次次分离之后的悬念总会得到自觉或不自觉的夸张和放大。更何况每一次分离，都伴有使杨过不得不去追寻的理由，比如第一次他是要找到小龙女，以便弄清他是怎样得罪了她；第二次知道小龙女是迫于“礼教大防”而离去，激发了杨过的反抗命运的热情（这在杨过的个性及生命中是一贯的）；第三次知道小龙女对他误解而离去，使他加倍地歉疚；第四次则是为了一句诺言..
我们必须看到，在这一爱情——我们权且称这种模糊不清的激烈情感为爱情——的追逐中，杨过始终是以热烈的追求者而存在的。而这恰恰合乎杨过的性格，这种大苦大热的曲折追寻，正合杨过的口味。在他而言——在我们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如此——追求本身，追求的过程本身已经比追求的对象更为重要。追求和期待虽然不无痛苦，但也是一种热烈而美好的生活方式或生存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始终都充满最美好的期待和幻想。幻想中的情侣，期待中的恋人总是要比真实的人美妙得多。
这一切乃是杨过的性格决定的。命运的障碍和外物的干扰，总会激起他的强烈的逆反心理，仅是为了“反抗”本身，他也会不顾一切不计生死的（这在他反叛全真派时已经有过充分的显示）。他和小龙女的关系遭到旁人的非议时，便又是如此。小说中写道：
..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样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的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错了什么事碍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第十四回）
这一段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性格，但并没有表明他对小龙女的爱本身。—
—在这样一个激动的时刻，你就是让杨过为了反抗命运而娶任何人为妻他都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干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因此，如果没有这些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冲突所引起的强烈的逆反心理及反叛精神，那又如何呢？如果没有一次次的分离，那又会如何呢？——这样的疑问是意味深长的，也是触及本质的。
强烈的爱的期待美化了爱的对象。热情的爱的追求掩盖了对爱的对象及爱本身的无知。这才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真正的悲剧。
十六年以后，这对情人重新聚首，恍若隔世。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和分离，这一对有情之人大概能不再分离地过几天平安的日子了。
然而，也许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会不会发现）之间的爱情悲剧及无法调和的性格冲突才会真正地拉开序幕。而以前这几十年的故事只仅仅是这一悲剧的长长的“引言”？——遗憾的是，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使我们保留了最为美好而强烈的印象，而无法猜度他们的“后事如何”。对此，我们不能责怪作者。因为小说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它只负责将美丽的情感悲喜（无论真正的结局如何）带给我们，将最为华采的乐章展示给我们，至于真实而琐细的平凡生活么，那就不是作者的事了。
我们说过杨过和小龙女是不会幸福的。这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杨过是一个多情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无情无欲”的人。—
—这是她的古墓生涯的结晶，也是她的武功的必要基础。——那古墓派玉女功养生修练，有“十二少、十二多”的正反要诀：“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行此十二少，乃养生之都契也。多思则神怠，多念则精散，多欲则智损，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促，多笑则肝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肠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焦煎无宁。此十二多不除，丧生之本也。”
（第39 回）显然，小龙女将此要诀练得很好，否则她无法在古墓中长大，尤其无法在绝情谷底一个人生活十六年之久。
其二，杨过是一个热情如火、活泼激烈的人，而小龙女则是一个宁静冲虚、恬淡幽闭的人。这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必然出现极大的反差和冲突。杨过曾说：“不错，大苦大甜，胜于不苦不甜。我只能发痴发颠，可不能过太太平平安安静静的日子”（第29 回）。而小龙女则恰恰相反。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小龙女则至淡至虚，如何为伴？
其三，杨过属于这个风尘劳苦、多劫多难的苍凉人生，而小龙女则属于古墓。她像是幽灵，又像是仙女。总之，她属于空谷，属于绝域，是花瓶加温室里的花，一经人间风雨就会惶然失措，本性迷失，如坠地狱。
以此种种，台湾学者曾昭旭先生也有过很好的论述：“现在我们要谈到像杨过，小龙女这样的结合，中间含有怎样的困难与缺憾呢？我们前文已提到这冲虚的理想不是人生究极圆满的，这刚猛的生命也不是冲虚和清畅的生命。因此在本质上这种结合就只是暂时的。小龙女之下凡是暂时应迹，杨过之要求平息其生命的冲动也只是一种心灵受伤时的暂时要求。到末了，小龙女还是要回归空境，杨过也还是要再涉人间的。所以他们的相遇，最好就是如浮云之聚散，缘尽了，彼此挥挥手，各奔前程，则小龙女不失其应迹渡化，杨过也如其暂时小憩。而一定要归宿于此，而谋长久的结合，则不但处境磨难多多，内在的缺憾也是极深沉的。而杨过因种种外缘，毕竟决心归宿于小龙女了。于是，这一份感情便显现出悲剧性质来。这悲剧从杨过这边来说，便是他原可以凭借自己冲至道德理境，如今限于清虚的格局而不能出头了。
而从小龙女那边来说，则是她对杨过的许多言行表现有根本的不解。遂显出二人的结合，有着隐隐的危机。”①从本性来说，小龙女已是忘情灭欲的世外仙灵（只有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人物），而杨过则是凡肠如火、风流热烈、活泼多变、偏激刚烈的世间英雄。小龙女之爱杨过，那是因为杨过热情依恋并不断“追求”（她则常常回避或逃避）；杨过之爱小龙女，则是隔岸观景、追光逐影要比苍凉的人间更有魅力。他们的恋爱起于古墓中没有外人的孤独的自然，而后饱经磨难、生死相许，历尽尘劫，反而显得格外的多姿，加强了追求本身的意义而夸张了情感的度数。
当然，我们只能提出自己的疑问和意见，只能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分析或综合。我们无法也不能去“判断”：他们是否存在爱情？他们是否感到幸福？
他们是否能在一起过和平宁静的日子？这一切小说中都没有写，而我们也不是杨过或小龙女本人，所以我们无法判定。这些也不能让任何外人来判定，因为爱情与幸福乃是（当事者）心理的感受。感受如何？甘苦寸心知。这便是爱情的神秘处、诱人处。
我们只能说，他们的这种感情，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分离所造成，被期待所激发，被磨难所巩固、所推动。我们只能说，这两个主人公都是毅力惊人的人。尤其是杨过，小龙女因为无欲少情，反而能宁静长久。
然而不论怎样，我们都还要感谢金庸，他为我们写出了这种若即若离、曲折悬念的爱情故事。展示了“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美好、越是想要”
这种人性心理的真实，深刻地表现了人类情感的秘密和人性的秘密。
① 曾昭旭《金庸笔下的性情世界——论（神雕侠侣）中的人物形态》，见《诸子百家论金庸》，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版。
⑶ 看武侠小说有什么好处及坏处
阅读武侠小说，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世界。其中，武侠小说的魅力既在于其独特的魅力，也在于它带给读者的种种影响。让我们深入探讨，武侠小说有何益处与弊端。
首先，武侠小说能激发读者对于正义的追求。小说中，大侠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形象深入人心，让人不禁向往那种为正义而战的精神。这种正能量的传递，能激发人们内心的正义感，促使他们对社会中的不公义现象保持警觉，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勇于挺身而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其次，武侠小说中的因果报应观念，能够培养读者的道德责任感。在小说中，善恶有报、因果循环的设定，让读者明白自己的行为会产生相应的后果。这种观念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意识，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社会中的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此外，武侠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往往充满浪漫与激情，这些美好的情感元素不仅丰富了读者的想象力，还能激发人们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样的情感滋养显得尤为珍贵。
然而，武侠小说的阅读也并非全然无害。长时间沉浸在虚构的世界中，读者可能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大侠的角色，产生一种脱离现实的幻想心理。这种“自我神话”的倾向可能导致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过分依赖幻想的解决方式，从而影响到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甚至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
综上所述，武侠小说既有着激发正义感、培养道德责任感和丰富情感体验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存在可能导致脱离现实、自我中心的潜在风险。因此，作为读者，我们需要以一种平衡的心态来享受武侠小说的魅力，既要从中汲取正能量，也要警觉可能存在的负面效应，合理地将其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与价值观中。
⑷ 关于金庸小说研究的毕业论文怎么写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金庸小说情节如此引人入胜的秘密何在？
有人认为，金庸武侠小说吸引人，是因为故事情节特别神奇。这种看法并不确切。武侠小说当然会有许多神奇的情节，但在武侠小说当中，金庸的故事情节远不是最神异的。金庸小说既没有还珠楼主作品里的剑仙斗法、口吐白光，也没有平江不肖生作品里的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与过去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情节要平实很多，神魔色彩少得多，最神异的也只是黑风双煞练的“九阴白骨爪”和任我行吸取别人内气的“吸星大法”之类。显然，金庸并没有把他超常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运用到诞妄情节的设计上。另外，金庸小说也不依靠误会之类取巧的办法来支撑自己的情节。像双胞胎，两人容貌相似，因此造成误会，金庸偶尔也用《射鹏英雄传》里有真假裘千例，《侠客行》里有石中玉、石破天），但绝不靠这种方法来支撑作品情节的主要骨架。金庸自己在《侠客行》的《后记》中说：“由于两个人相貌相似，因而引起种种误会，这种古老的传奇故事，决不能成为小说的坚实结构。虽然莎士比亚也曾一再使用孪生兄弟、孪生姊妹的题材，但那些作品都不是他最好的戏剧。在《侠客行》这部小说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所以石破天和石中玉相貌相似，并不是重心之所在。”可见，金庸在情节构思上不想走捷径。
那么，金庸小说能够吸引人，抓住人，靠的是什么呢？我认为，靠的是艺术想象的大胆、丰富而又合理，情节组织的紧凑、曲折而又严密。也就是说，他靠的是艺术本身。
金庸确实是设计情节的好手。他的小说情节有以下长处和特点：
1、跳出模式，不拘一格
2、复式悬念，环环相套
就拿《天龙八部》来说吧：
《天龙八部》的情节构成方法相似而又有不同。这里三位主人公，就有三个身世之谜。它们是三个环，互相构成三个连环套。段誉的父亲段正淳到处留情，以致段誉接连碰到几个喜欢的姑娘后来发现却都是他的妹妹，这是一个大谜。其中又包容着一些小谜，像段正淳妻子刀白凤为了报复丈夫，怨愤中与段延庆发生关系，这就解答了段誉的身世之谜。乔峰的身世之谜及其带来的悲剧结局，最为动人，包含着宋辽矛盾尖锐时期的许多社会内容。它是通过段誉与乔峰的结拜，段誉的异母妹阿朱、阿紫与乔峰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段正淳与马夫人康敏的关系，而和前一个大谜套联在一起的，它本身又包含着阿朱、阿紫等若干较小的谜。第三个大谜虚竹的身世又是通过其结拜兄长乔峰之谜逐渐解开而得到揭示的，所谓“无恶不作”的叶二娘的变态性格以及虚竹何以生下来就是和尚这时才得到交代；它又包联着天山童姥、西夏国公主等几个小谜。这样，全书最初看起来似乎有点散的结构，到后来认真回顾就觉得相当紧凑，而且确实体现出比较深广丰富的思想内涵，真所谓“有情皆孽，无人不冤”④。一部小说而能具有如此复杂的情节结构，这也许真是只有金庸才能实现的出色创造，是其他武侠小说家所难以做到的。
希望能供楼主参考。
⑸ 看武侠小说对一个人的成长有什么助益
一提到武侠小说，我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笑忘江湖，快意恩仇，明教魔教，正邪之分等等词语。有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在阅读武侠小说，那么看武侠小说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益处呢？我想，大概有三个益处。
首先，可以培养孩子的耐心。
众所周知，武侠小说大多都是篇幅比较长的，尤其是传统的武侠小说，篇幅很长，并且不同于现在的网络小说情节曲折，通常都是描写细腻，内容反复。如果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看武侠小说，一定都比较耐心，因为一般的孩子可能根本看不下去。
总而言之，武侠小说是经典的小说种类，塑造的武侠江湖也是很多人儿时的回忆，现在所向往的地方。因此，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看武侠小说，对孩子能力的提高确实是有很大帮助的。
⑹ 中华武侠小说特点及其文化分析
武侠小说作为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长期以来受到了诸多的非议。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部分新文化运动的作家对之极其不满。瞿秋白说：“武侠小说化解了人们的斗志。人们期待着英雄，垂下了一双手。为什么？因为‘济贫自有飞剑仙，尔等安心做奴才’”。茅盾更是断言：武侠小说是“纯粹的封建思想文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武侠小说被彻底禁绝达三十年之久。时至今日，大陆无数专家，学者仍然以谈武侠小说为羞。
有人曾给武侠小说下了一个定义：武+侠+小说=武侠小说。还有人认为，武侠小说可以无武，但不可无侠。
侠的起源，最早见于《韩非子》：“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西汉太史公首创《游侠列传》。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信言，义者取焉”。司马迁认为，侠的特征是正直，重情，讲义，不畏强暴，锄强扶弱，不图报答。《史记》中有关游侠、刺客的史传散文，叙述了一大批有血有肉，形象丰满的侠客，也成为武侠史传最早的完整篇章。
汉魏六朝的神怪笔记小说，为后世神魔，剑仙武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
延续至唐代，因“传奇体”短篇小说的兴起，武侠性质的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武侠开始注重情节的发展，人物的传神，文采的变化以及环境的渲染。许多小说今天读来，仍拍案称奇，神思万里。如《虬髯客传》中的风尘三侠的悲欢离合，《聂隐娘》中的神奇变幻等等，小说人物生动，结构严谨。唐代武侠为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宋元明时期的中国小说的成型期。话本小说的大量兴起，为白话武侠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某种程度上说，《水浒传》是一部武侠性质非常浓厚的小说。
明末到晚清，公案小说大批涌现，如《施公案》、《七侠五义》等。但小说中的侠已经成为辅佐清官、明君，为民除害的“带刀侍卫”，缺少侠的个性和飘逸。从武侠小说创作的技法来说，已经日趋完善。
民国以后，是旧武侠创作的高峰期。作者身份各异，小说水平良莠不齐，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李寿民（还珠楼主）、王度庐、向恺然等人。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开武侠千古未有之奇，作者神思骋怀于宇宙之中。他以剑仙、神魔描绘出一个班驳陆离的神怪世界。王度庐的《铁骑银瓶》系列，哀艳婉约，玉娇龙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为后世作家写情开辟新路。
武侠小说发展到民国，已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消极面。它描绘出的侠义、剑仙世界远远背离现实，以纯粹的消遣吸引读者。更严重的是，许多涉世未深的少年沉溺于中，不能自拔，社会消极面很多；当时民族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当务之急是放下不切实际的空想，救国图存。在这种背景下，武侠小说理所当然受到一些专家，进步人士的抨击，这种观点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可是，武侠小说作为中华艺苑的一支，是无可禁绝的。它扎根于民间，它在传播中华文化，维系海内外同胞的血肉关系，功不可没，它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景仰重情重义，救人水火的侠义行为的心理，它体现出社会弱势群体对公理、正义的向往和追求。
武侠小说的历史背景多为中国古代，尤以宋、元之乱世为多，盖因乱世之中，人更加需要以武力证明自身价值。武侠小说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背景，乃是以武学为中心，兼以中国古代医学、佛学、道家、易术及各种神秘学等。因此，武侠小说中人物的价值观，乃至于整部作品的精神基调，是建立在武学的基本思想上的。“武”，义为“止戈”，是以武力平息干戈。也就是说，习武的目的是制止以强凌弱的行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正义与邪恶在武侠小说中十分明确。
我很博学吧～
⑺ 求金庸武侠小说研究性学习的心得八个和论文1篇
从金庸小说的流行现象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
如果说有水的地方一定有华人，那么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并非是金庸小说爱好者的夸夸其谈，而是铁一般的事实。自从金庸在 1955年创作《书剑恩仇录》至1972年写完《鹿鼎记》为止，他总共创作了14部武侠小说（不包括短篇小说《越女剑》）。在近50年中，这14部武侠小说一直在华人世界流行不衰，并且是通过小说、漫画、电影、电视剧等多种媒体流行开来。进入90年代以后，金庸小说更因互联网技术的面世而上了网，使全球懂得中文的网民得以“一睹尊容”，其流行面之广、其影响力之大，令人叹为观止。金庸小说为什么会如此得到全世界华人读者的垂青和喜爱？根据金庸本人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如果纯粹从文学的角度来理解，金庸的解释是有一定的合理性，颇能令人接受。问题在于，金庸小说在华人世界的长期流行不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呢？试想，金庸小说从问世以来，先是在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及欧美的华人世界流行开来，接着又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挟雷霆万钧之势打入大陆市场，俘虏了亿万中国读者的心灵。90年代后，欧美华人移民日益增加，金庸小说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从流行小说的层次晋升到学术殿堂讨论的严肃课题－－1998年5月17至19日，美国洛矶山麓的科罗拉多大学就以“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为题，举行了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收获颇丰。这恐怕也是美国大学首次为一位仍然健在的中国作家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
与会学者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从方方面面触及了与金庸小说有关的多个课题。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占有显赫的地位。例如，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席研究教授刘再复就认为，“我们有理由相信，缺少充分评说金庸作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是残缺不全的文学史。如果我们能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变迁史的大背景下看金庸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囿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般解释去看金庸，如果我们能够不带偏见看问题，就会看到金庸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真正继承并光大了文学剧变时代的本土文学传统；在一个僵硬的意识形态教条的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欧化倾向严重侵蚀的情形下创造了不失时代韵味又深具中国风格和气派的白话文；从而将源远流长的武侠小说传统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另一位与会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认为，金庸小说之所以有吸引力，在于“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江湖世界包含两个成分：一是为了补偿现实的遗缺，而在想像中创造（幻化）出彼岸的、超越的、理想的乌托邦境界；另一组充满杀机（危机）的世界，这是现实世界的折射，是此岸世界对彼岸世界的侵入。两者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从而在世俗社会与理想境界之间，在此岸与彼岸的联结中，实现了文学的审美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宗教的作用’”
从刘再复和钱理群的发言内容可以看出，他们都给与金庸小说极大的评价，都认为金庸小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奇葩，而且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看法，例如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就主张“重写一部‘破除偏见，树立正见’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让金庸在文学史中占有他应有的地位。
问题在于，他们都没有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现代中国人（包括世界各地的华人），无论是处在什么社会发展阶段－－前现代（中国农村和乡镇）、现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或者是后现代（新加坡、香港、台湾和欧美），竟然都会迷上在形式上和古典的章回小说无甚差别，在内容上也不脱志怪传奇、才子佳人的巢臼的金庸小说？从西方文学的发展史看，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是有明确的分界线的。不同时期的艺术，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截然不同，一目了然。套句卢卡契的话说，这是一个“要托马斯·曼还是卡夫卡”的问题。事实上，二十世纪的西方美学理论，就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一对矛盾的基础上的。无论是作为西方现代美学先驱者的斯宾格勒和齐美尔，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巨匠大家如卢卡契、阿多诺、本雅明等，或者是其他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尽管理论出发点不一，学术派别也不同，都认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一对不可通约，也无法协调的矛盾。但是，从辨证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矛盾都是会转化的。因此，美国文艺批评家菲德才会在五十年代现代主义强弩之末时，高呼“跨越边界，填平鸿沟”，预示着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
可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甚至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走的却不是同一条道路。尽管在本世纪初，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如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傅斯年、钱玄同等，也曾经痛心疾首地声讨过传统文化，其语气之激烈实不亚于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家。不过，他们当时提倡的却不是现代主义，而是为当时西方学界所唾弃的现实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实际上就是一纸倡导建设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宣言。
与此同时，当时的另一批新文化运动巨匠，如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沈从文等，也开始创作了一大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把中国文学史带进了崭新的、有别于以文言创作的古典文学的以白话文为文字载体的现代文学阶段。
可是，这批五四新文化运动巨匠所创作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却没有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它们除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而被供奉在文学殿堂内，让中文系学生 “瞻仰遗容”以外，恐怕已经没有多少读者了。然而，应运而兴的却不是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它们至今仍然打不进中国文化精英的圈子，也没有产生过任何足以夸耀的经典作品。
相反的，像金庸、张爱玲等接着明清旧白话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却越来越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无独有偶，唐浩明的《曾国藩》三部曲、二月河的《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等章回小说体的历史小说，也开始大行其道。其中，《雍正皇帝》还被改编成电视系列片，据悉这也是九十年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
不仅是小说，即使是其他文学形式如诗歌，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建立的新诗传统，也始终无法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蔚为大观。北师大教授郑敏就持这种看法：语言主要是武断的、继承的、不容选择的符号系统，其改革也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包括杜绝对其中所沉淀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事实已证明，胡适、陈独秀以及鲁迅、周作人在创作实践上，每逢要表达深刻的内容或追求艺术效果时，总是仍然求助于他们在理论上痛斥的古典文和诗体。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五四以来，不加思索、囫囵吞枣地把西方文学形式强行移植在中国文学园地上的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同样的，任何尝试把西方现代文艺美学理论生搬硬套地用来解释中国文学现象的努力，恐怕也会是徒然无功的。换句话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它自己的模式，也有其独特的现代性。金庸小说的流行就是实证。
笔者认为，金庸小说的流行及有如此坚韧的生命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武侠小说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俗文学的延续。中国的传统俗文学世界，原本就是以志怪类、公案类、传奇类和侠义类为主流的。自六朝志怪开始，到唐代传奇，到宋元话本，到明清小说，无不按照这个脉络发展着。到了五四时期，由于种种时代原因，这个主流遭受到了一批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知识分子给拦腰截断了。这些知识分子以西方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方法为经典，批判甚至否定了传统俗文学的价值。可是，这毕竟是知识分子们一厢情愿的想法，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毕竟还是在传统俗文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本土文学。
二、武侠小说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自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们出于时代要求的缘故，拼了老命的反传统，结果矫枉过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出现了断层，造成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恶性循环，也就产生了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整个民族缺乏了一种统摄族魂的维系力量。武侠小说塑造了一些“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形象，如王重阳、洪七公、郭靖、凌未风、吕四娘等，自然而然就会成为炎黄子孙心仪的英雄人物。大陆开放之后，武侠小说就成为了当地再版了又再版甚至盗版再盗版的畅销书，恐怕就和上述的民族精神普遍失落感有关。
三、武侠小说是现代仙话。人类的心灵是需要彼岸的，民族心灵也不例外。中国人的传统彼岸就是道教的神仙世界。传统中国人习惯于通过对虚幻神仙世界的追求，来超越现实人间世界的苦难。这就是所谓的儒道互补心态。现代社会的大工业生产形式，已经把人沦为机器的婢女。在这样的情况下，武侠世界自然就会成为了缺乏宗教精神的现代炎黄子孙的彼岸世界。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九十年代是中国人正式跨入现代化社会门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也面对了本世纪初西方人的精神困境，因此急需一个精神乌托邦来调剂出于极度紧张状态的心灵。不过，肩负起这个重任的却不是像西方先锋派类型的那种现代艺术，而是立足于传统又有别于传统的，以金庸小说为代表的新本土文学。
进一步地说，中国的现代性也是有别于西方的。无以名之，就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而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也必定是立足于传统同时又有别于传统的。也许金庸所创作的武侠世界，就是此种独特的现代性在文学彼岸世界中的折射。
限于篇幅，本文不准备展开讨论这个课题。仅以两位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林安梧对传统和现代的精辟见解，作为本文的终结：寻根意愿和全球意识表面是两种决然不同的思潮。一种是因工业文明发展到了某一极点以后，因人类面临了毁灭边缘而引发的反思；另一种是原来认为经过现代化洗礼后便逐渐消失的传统积淀，但面向二十一世纪，传统的生命力不仅没有被消解，反而在现代化的后期、工业文明达到高峰的社会里发挥了非常大的力量。
传统是在时间的赓续性所成的历史之流逐渐刷汰累积而成的，当它作为一个与启蒙相对的词来看，特别强调的是以往的累积已难以消融而逐渐僵化成教条，并从而使自身丧失了生机力，生命变得暗淡无光，衰颓破败。但果真传统就是这样的吗？启蒙者往往重新点燃了自己生命的亮光，重新去审视传统，掘发传统的生机，再造新局。当然启蒙者或许挥刀斩乱麻的想告别传统，但可能传统之水仍就浩浩荡荡望前流去。启蒙，或如康德所说“是人之超脱与他自己原先的未成年状态”，但并不意味得毁弃其自己未成年的身躯。启蒙是生命力之再现，是生命之成长而不是告别。亦惟有在其赓续性（Continuity）中才能护守住自己的同一性（identity），才能吸收、融化、望前迈进。
⑻ 浅谈武侠小说
提起武侠小说，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金庸、古龙这些近现代的大家。但若追根溯源起来武侠小说的历史可以说是相当的久远了，武侠小说的滥觞有二：“一是汉初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对于武侠这个词我们可以使用拆开来解读，所谓的“侠”，按照韩非子的说法就是以武犯禁之人。这类人大都具有极强的正义感，具有舍己救人、见义勇为的高尚品行，但他们也大都不遵守法律规定，因此虽然在百姓中很受欢迎，但也由于其特立独行的行为常受到统治者的敌视。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是没有侠这个概念的，他们在电影中所塑造的一系列角色都是以人（man）来结尾，例如蜘蛛人、钢铁人。翻译到中国之后都被冠以侠的名号，这种处理还是很贴切的。至于“武”就很好理解了，在火药发明普及之前，刀枪剑戟都被称为冷兵器。在冷兵器时代，个人的武术技巧就显得十分重要，而侠客们若想行侠仗义，一身出色的武艺自然也是必须的。而讲述武艺高强之人行侠仗义的小说，就是所谓的武侠小说了，今天我就在此简单介绍下大家所熟知的近现代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界有许多大家，遗憾的是我个人目前只看通读过金庸先生的作品，单他一人的作品就已经是不小的阅读量了。金庸先生是近几年离世的，得知消息时还略有些惋惜。毕竟他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的，这里的影响并不是仅限于文化上，还有实打实的经济效益。我的家乡十堰以武当山而闻名，而武当的名号这么响亮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金庸先生在作品中的描绘、介绍。虽然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绕不开武当，但作为素材的选用也算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金庸的众多小说里，对于武当派的描写都是正面的，而小说中其它的诸多门派甚至少林寺都有不少黑历史。正是得益于金庸先生在作品中的宣传，我家乡的武当山才能享有如此高的知名度，进而吸引了众多游客，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虽然对于金庸的作品很小便有所耳闻，而那时各个电视台也都争相播放着根据他作品而改编的电视剧，但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去进一步了解。一直到高中时候，身边有一个同学阅读《神雕侠侣》的时候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而后我才对金庸的书有所接触。
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想读是一回事，能否读到又是另一回事。所幸的是，我们高中时候校图书馆还是有一定的馆藏的。而对于那时的我而言，读书便是唯一的娱乐活动了，我也因此时常去图书馆里漫游。例如《明朝那些事儿》就是我在图书馆里发现的，后来在我的不断探索下，终于在图书馆里找到全册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与《倚天屠龙记》。对于那时候的我而言无异于是发现了宝库一般，虽然一次只能借两本书，但这么多的小说也就意味着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精神生活也就有了着落。不过最初还是有不小的阅读障碍的，因为学校图书馆里的几套丛书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可以说是年代感十足了。不仅因为小说的内部都是繁体字，就连排版方式都与现在大不相同，例如书中的文字不是横向排列而是纵向，我必须一竖行读下来才能再读下一行，除此之外还要按照从右往左的顺序来进行阅读。对于除此阅读这类书目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苦于没有其它版本可以观看。最终故事的吸引力战胜了阅读上的困难，经过我的不断努力终于适应了这种奇怪的排布方式，还把周遭旁观的同学也给惊到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给那时候的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因为他的作品永远是架构于历史的大框架之下，所以对于同时热爱历史与文学的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满足。虽然其中掺杂有不少民间野史与小说家之言，但单就提升阅读的体验而言无疑是极佳的。例如与成吉思汗谈笑风生的郭靖，跟王保保斗智斗勇的张无忌都给那时的我留下了深刻的映像。我看了金庸的小说之后才发现，先前看过的网络小说的很多套路都与金庸的书一模一样，明显有抄袭借鉴的嫌疑。但金庸的小说并非是什么网络快餐文化，正因为金庸的书里蕴含了许多历史与文化元素，由于金庸出色的历史与文学功底，所以他才敢以历史作为素材来收放自如。例如我高三时候语文老师提到过《天龙八部》里有介绍一种菊花名字很奇特，我当即反应过来是”抓破美人脸”，因为这种菊花整体是白色而唯中间有几点红，就好像美人的脸被抓破了一样才有了这样的名字。这就是其中的文化底蕴，真是令人看过之后就难以忘记了。不过语文老师当时提问的时候只有我答上来了，其余同学基本处于一脸懵逼的状态。看来我们这代人读武侠小说的已经极少了，这类小说似乎是上一代人日常娱乐了。
金庸的武侠小说之中除了武打的场景，同样不乏感情戏的刻画。塑造了张无忌赵敏，杨过小龙女，郭靖黄蓉这许多对神仙眷侣。能写出这许多的爱情故事，我原以为金庸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个风流才子，结果反而有些平淡了。反倒他的表哥徐志摩是个风流浪子，可能是这位表哥对金庸的影响吧。除此之外最令人钦佩的是金庸对于女性心理的描写，金庸在作品之中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金庸作为男人对女性的心理了解得如此透彻，并且能用笔触表达出来。这种技巧同文化底蕴一样也是学不来的，恐怕要等到多谈恋爱之后才能有所领略感悟吧。
金庸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副对联虽然并十分工整，但恰如其分地将金庸创作的大部分作品包含了进来。时至今日我也基本上阅读完了，其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鹿鼎记》了。对于《鹿鼎记》，并不能称之为是一本武侠小说，倒是称之为官场小说要更为贴切一些，阅读起来颇有些清朝的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的感觉。
首先《鹿鼎记》作为金庸的封笔之作，此时金庸的创作技巧已经锤炼的炉火纯青。金庸在之前的小说中塑造了很多武功盖世的英雄豪杰形象，其中有郭靖这般大智若愚的，也有张无忌这般身世坎坷的，还有段誉这样运气极好的。这些人的经历、个性虽然各不相同，但都为人正直且用情专一。但到了最后，金庸不打算再塑造这样的英雄大侠了。专门反其道而行之，选择这样一个贪财好色、贪生怕死且毫无武功的韦小宝作为全书的主角。韦小宝不仅为人圆滑老道、满嘴谎话，甚至喜欢动辄跟人发誓道：“我若是骗你，就是婊子养的。”只因为韦小宝的母亲是个妓女，说他是婊子养的倒也是实话。而到了小说的最后，韦小宝一个人娶了七个老婆，相当于前面小说中七个主角的量了。
单就这点而言，这本小说对于习惯了金庸创作的读者而言确实很有吸引力。对于鹿鼎记我之前看过一个十分有趣的评价：金庸用前面十几本小说来描写江湖的故事，到了《鹿鼎记》又创作出了一个堂吉诃德般的形象来对先前塑造的江湖进行讽刺。韦小宝本身便是对之前英雄豪杰的反讽。
韦小宝这个形象虽然不完美，但胜在真实。在这里还要提到一部作品：《阿Q正传》，金庸自己在回忆《鹿鼎记》的时候，也曾多次提到过阿Q与韦小宝形象的关系。他说过：“写这部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精神胜利的意念在中国的确相当悠久而普遍，但是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时走访国外，我也常发现：几乎每个地方的人民都有他们精神胜利的方式。所以我试图从另一角度去探索中国人所特有的一面性格。”同样都是对典型中国人形象的塑造，我认为《鹿鼎记》虽然在深度上不如《阿Q正传》，但作为长篇小说，在广度上还是有所胜过的。
此外金庸在《鹿鼎记》这本书中也一改了先前的政治正确，在金庸之前的作品中通常都是以汉族政权作为正统出现的。无论是先前的宋政权还是后面的明政权，都将它们放在正统的地位。而这一本书中虽然同样有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众人，但金庸对于这批人大部分都是采取明褒暗贬的态度。例如即便大敌当前却依旧为了争论谁所拥立的皇帝是正统而内斗，清朝尚未动手，自己便损耗个七七八八了。
例如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可以说是《鹿鼎记》中为数不多的正面人物了，金庸早在陈近南出场前就借旁人之口评价他说：平生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而陈近南出场时更是牌面十足：原本见到谁都谎话连篇的韦小宝竟被他的气势镇住，吓得把自己的底细全抖落出来了。陈近南这个人很像金庸之前小说中郭靖、萧峰这样的大侠，武艺高强又义薄云天。就是这样一个主角般完美的人物，最后却死于自己人之手，让人不得不扼腕叹息。若是将《鹿鼎记》比作《堂吉诃德》，陈近南便是类似于堂吉诃德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虽然一生怀抱着反清复明的理想最后却被历史的车轮所碾压，而韦小宝这样现实的桑丘倒是混的风生水起。因此若是读者像阅读金庸先前的小说一样将自己代入反清复明的立场可能会被气个半死。
实际上这也是历史的现实。我曾听闻这样的说法：若是心脏不好想多活几年的就不要去读南明史了，南明史读起来比晚清史还要让人生气。晚清时候毕竟是社会制度的落后，失败已是大势所趋。南明却完全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因为一些没必要的内耗使得原本一片大好的局面崩盘。这些内斗的人失败自然不值得同情，但那些仁人志士的悲剧命运着实令人惋惜，毕竟满人进关后也没想到仅凭自己的人数、实力能征服偌大一个中华，原本打算抢一票就走的他们也架不住敌人的疯狂白给。
所以若是抛开原本的正统思想来看《鹿鼎记》的话，会发现金庸所塑造的康熙是一个勤勤恳恳励精图治的贤王形象，比南明这边的统治者不知道高明多少。而即便这样，在书中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在意识到明朝的王室子弟都靠不住后竟然选择推举韦小宝来当皇帝。虽然他没有文化且贪财好色，但在他们眼里韦小宝就是比康熙适合当皇帝，仅仅因为康熙是个满族人而韦小宝可能是个汉族人罢了。这一段可以看作金庸对这些老儒们的无情讽刺了。
而鹿鼎记的结尾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前文所说韦小宝可能是个汉族人，说“可能”是因为韦小宝的母亲是个妓女，结局则是韦小宝的母亲在回忆当年怀韦小宝的时候究竟接过哪些客人，最后韦小宝可能是汉人，也可能是满人，还可能是胡人，是西藏的喇嘛也说不定。知道最后也没弄清楚韦小宝究竟是哪族人，金庸正是用这种幽默的笔调对当时一些盲目的民族主义者进行了隐晦的讽刺，同时也是对自己先前一些作品之中所表达出的价值观的讽刺。包含了对先前作品的继承与批判，同时又从另一个方面来对国人的精神进行剖析，这或许就是《鹿鼎记》这本书获得了极高评价的原因吧。
武侠小说似乎是个很新奇的产物，虽然探讨前身的话《七侠五义》这类侠义小说或许可以归结为一类。但究其本源的话其实还是上世纪由金庸、古龙、梁羽生这三大家所创作的为主，而这几人之前之后都不再有优秀的武侠小说的创作了，因此武侠小说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若是仔细了解的话，金庸的许多武侠小说最初其实都是在《明报》上面连载的，大获成功之后再编汇成书进行出版。那个时代的很多武侠小说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说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城市居民精神生活匮乏的一种产物。
并且那时候的武侠小说经三大家的创作，其中的套路、流程基本都已确定下来。而后的创作很难再有心意，甚至可以这么说，纵观现在各类连载小说网上，没有几本书可以跳脱出这武侠小说的三大家们的套路。除却套路被开发完以外，更为重要的是武侠小说中精神内核也被这些名家们发掘得七七八八了。单就金庸的作品而言，其中既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亦有笑傲江湖、洒脱自在的令狐冲，既有天生愚笨但运气超群的虚竹，还有生性顽劣、特立独行的杨过，更不用提极具国民性的化身韦小宝了。
这还但是以主角而言，众多配角们的形象就更鲜明了。因此后世才没有了类似的武侠小说创作，一动笔就多半会落入前人的窠臼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幸这三位大家已经为后人留下了众多了精神财富，借用周敦颐的一句话：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如此便好。